西高庙反“扫荡”

　　
　　
　　半塔保卫战以后，刘少奇、刘顺元等移驻半塔附近。不久，刘少奇作了关于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抗日民主敌权的讲话。刘少奇讲话后大约—周，我们那一片好几个县都建立了民主政权。盱眙县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不久，我从半塔调到西高庙区担任区委书记。当时区委成员还有：区长张寿、组织部长胡晓风等。西高庙区本来有13个乡，半塔乡划归路东区竟委后，只有12个乡了。西高庙不大，只有一条街和几个岔道。
　　当时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就是由共产党、国民竟和民主人士三方共同组成。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更好地抗日，我们首先实行减租减息，群众的积极性大增，然后成立了农抗会、青抗会、商抗会，建立了三个连的自卫队，每个连有100多人。
　　1940年夏，罗炳辉同志率五支队离开路东作战，日本鬼子趁机分七路进攻根据地，进行“扫爱图—的天我—画资着塔县安与花业关系，我也不知道日不无-荡”的消息，仍按部就班地工作。
　　有一天早上，我们突然发现鬼子已把西高庙区都占领了。我们区委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怎么办?大家的意见是，西高庙区的12个乡是党组织交给我们保卫的地方，我们决心就地打游击，决不让给日本鬼子。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就到各乡去检查工作。当我到裘集、简其、河沙桥最西部3个乡村，发现了问题。这3个乡开展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组织自卫队，只有乡政府几个干部，又很年轻，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地处西高庙区的边缘，到西高庙要经过十里长山，所以困难很大。但是，这3个乡紧靠嘉山县，离嘉山县城也不远，县长是汪道涵同志，有一个连的武装。我想出了个办法，如果鬼子来“扫荡”，这3个乡的干部就跟着汪道涵同志活动、鬼子走了再回来。于是，我带他们到嘉山找到了汪道涵同志。他同意了这个意见。
　　为了反“扫荡”，我们西高庙区委、区改府也作了周密的安排、我、区长张寿和一个科员各车一个连队分别活动。但是大家最担心的是如何打技?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打仗。这时大家的目光都对准了我，因为在这里我的资格最老，参加过长征，也经历了不少战斗。我突然想到，经常听军事干部说，打仗要占领制高点。于是我就把这个意见说了出来，并说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小山包，好歹也算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山包上构筑工事，可以打胜仗。大家一听纷纷表示赞成。
　　第二天，大家热情高涨地来到山上构筑工事。正在大家集中精力构筑工事的时候，不知从什么时候被一支部队悄悄地包围了。等我们发现时已无退路，只能隐蔽在还未挖好的工事里等待。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下面发话了：“你们是什么人?”我一听说的是中国话，心中稍定，忙叫一男同志反问：广你们是什么人?”过了一会下面答话：我们是新四军。”于是我们也报告了情况。原来是新四军四支队的一个团，团长我还认识。团长对我说：
　　“张明秀啊，你们在干什么啊?”我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在挖工事，占领制高点。”团长听了说：二“这个制高点可占不得。你看，这是座孤零零的山包，山上没有水，敌人只要包围3天，你们就完了。”听了团长的一席话，我们喑自吃惊，只好放弃占领制高点的计划。
　　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两三个地方过夜。有一天晚上，我们走得很疲劳了，刚到第二个休息地时，有一个自卫队员找到我说：“这里人多，不好谈，我们到外面打谷场上去谈。”有个同志用手指点了一下我的背，提醒我那里危险，不能去。我决定去谈，就说：“好吧，走吧。”
　　观那天月光十分明亮。到了打谷场上，那个自卫队员告诉我：“前天，我们从裘集、简其回西高庙经过十里羊场时，我们3人打算从后面用枪把你干掉。因为行军时你骑在毛驴上，目标明显。”我向，为什么要杀掉我呢?经他说明，方知盱眙县的伪军通过一些关系，收买了班里那个领头的人。我又问，为什么没有杀呢?他说，开始我们两人同意杀你，以后再想想，你有什么错呢?你每天日夜忙个不停，忙的都是人民群众的事情，是解放我们的，凭什么要杀你呢?这样一来，我们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前天，那个领头的仍要暗杀你，我们两人制止了他。他说：“现在我们向你坦白，检讨。我们错了。领头的那个人见势不妙已经逃跑了。”我鼓励了他几句话，此事就算过去了。
　　过了几天，有天晚上，邓子恢同志率两个团路过这里，打算明天清早就走。我赶快去找他。邓子恢同志见了我大声说：“张明秀啊，你怎么在这里啊?这里太危险啊，你明天跟我一起走，回去。”我说：“政委啊，你是我们的政委，但是我的领导还有县委，我还要听县委的命令才行啊，不能直接听你的命令。”邓子恢同志听了说： “你们这里怎么样啊?”我就把情况谈了一下。他说：“好吧，你就留下。你说你们要什么东西吧?”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要一个会打仗的人。你知道我没有打过仗，也不懂打仗，所以在打仗中出了好多笑话。”邓子恢同志想了一下说：“我们有一个老参谋，会打仗，但他有病，身体虚弱，走路跟不上队，我们把这个人留给你。他有两支枪，—支手枪，一支驳壳枪，枪法也很准。”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领着那位参谋回到我们在农村的据点，把原来由一位科员带领的一个连队交给他负责。我已记不得那位参谋的姓名，但记得他是河南人，下面称他为“河南参谋”。可惜这位参谋在第二天夜里遭到敌人偷袭而负重伤，第三天即牺牲了。
　　就在河南参谋牺牲的同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敌人“扫荡”前，邓子恢同志曾交给我们一个任务，把100多个重伤员隐蔽分散到我们西高庙区的老百姓家里，部队派了一个卫生科长和一个卫生员负责医疗等事情。卫生科长李波平时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到各家给伤员检查、换药，工作完了才回来休息。那天深夜，李波身披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像往常一样回住处，但他不知这时他的住处已被日本兵占据了。门口的日本卫兵见他披着军大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误以为是自己人，没有阻拦。李波踏进房间一看，里面有七八个日本人在喝酒、吃菜、玩乐，他大吃一惊，掉转头就往外面跑。门口站岗的日本兵一把抓住他的大衣，李波两手一扬就把大衣丢掉了，继续奔跑。谁知，在外面还有一个日本兵正在大便，见状站起来一把抱住李波，并在他的臀部刺了一刀。李波奋力把日本兵摔倒，趁着夜色跑掉了。
　　有几个街上的商人，认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晚上住在我的陈近，白大He上。有一天，鬼子到了我们的住地，抓了两三个商人，拖到打谷场用刺刀一个个刺死，惨不忍睹。
　　有——天中塔来一个人问我：你丁跟县委、部队联系上J没有?我说，没有叩阿他说，你新四军的头头正在大田郢开会，那里拴了很多马。那里你也熟悉，一定能找到新四军的人。我又问，你能肯定不是日本人、不是伪军吗?他说，保证不是。知道这一情况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一个人去一次。
　　第二天，我走了大半天来到了大田郢。原来是中原局在开会，刘少奇、罗炳辉、赖传珠等都在。我到时他们正在吃饭，刘少奇同志说：“来，来，来，快来吃饭。”他马上叫警卫员去打饭。
　　吃完饭，刘少奇把我和罗炳辉叫到他住的小房间里。我向刘少奇说：“我这次来是寻找上级的。我们现在找不到上级了，好像变成了孤儿，听说你们在开会，当然要来投靠了。”接着，我把我们那里的工作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以后说：“你们这个区的工作搞得好，就是要这样坚持打游击，跟他们周旋。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部署怎样粉碎日本人的大‘扫荡’。你回去按你们原来的做法去做。你们做得很对，很好。我们这里的会议明天就结束了。大概要不了几天，形势就会有转机。”刘少奇要警卫员拿两个梨子给我和炳辉吃。警卫员进来说，只有一个了。刘少奇说：“看来，你们两个不能吃梨子，吃梨子就要分开了。”刘少奇又说，“这样吧，你们拿出去把梨子切成小块，每人吃一小块。”
　　从刘少奇处出来，我就连夜赶回西高庙。
　　过了一个多星期，新四军发动进攻，打退了日本鬼子的七路“扫荡”大军，我们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这时我们知道自卫队的重要性，特别重视自卫队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