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迅行（1913~2009），江苏昆山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曾任新四军民运干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卫生处副指导员、淮安县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副处长、上海市纺织局党委监委副书记、上海市纺织局纪委副书记等。时为投军的进步学生。
苦难的岁月
1937年8月13日早上，从杨树浦到外滩，路上挤满了车子。一辆辆长方盒子似的、陈旧的法商电车，顺着轨道，敲击着响铃，从杨树浦开出。正当它们向外滩行驶的时候，突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出云号”发出了猖狂的叫嚣和轰鸣。远远看去，那炮筒里喷出来的一团团、一簇簇黑烟，直冲云霄。瞬时间，人们惊慌失措地狂奔起来。电车不断敲击着响铃“嘡嘡嘡，当当当……”声响是那么急，那么刺耳，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耳鼓和神经。车外的人紧拉着车门不放，有的人一面敲着车身，一面大声喊叫：“快开门！快开门！”有的爬上车去，有的要从车窗外钻进去。而车上的人却是一面蹬脚，一面大声叫骂：“快开车！快开车！”电车却像蜗牛似的爬也爬不动。人愈来愈多，车子也愈来愈多，在那炮声、枪声叫嚣不绝的时候，人们犹如惊弓之鸟，处在惊恐惶惑之中。“八一三”日寇侵沪战争爆发了。
上海市区的闸北区和郊区遭到了日寇炮火猛烈的袭击，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房舍田园在侵略者炮火的攻击下，顷刻间化为灰烬。日寇的飞机，轮番地在闸北区上空盘旋，无数炸弹从飞机尾部倾泻下来。一幢幢房屋倒塌了，大火在熊熊燃烧，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遭到了空前悲惨的浩劫。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批批拥入租界。他们扶老携幼，仓仓皇皇逃进了难民收容所。
国民党军队撤退了，日寇侵占了上海。上海人民在苦难中屈辱地挣扎、呻吟。
在难民收容所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整日与愁苦、忧郁、疾病和穷困为伴。他们的家被敌人的炮火毁灭了，他们的亲人在敌人的刺刀下丧生。现在他们整日愁容满面，在收容所里苦熬着那悲惨、凄凉的时光。
就在这时候，中共上海地下党出现在了难民收容所中。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奔走在各收容所之间，他们和难民同吃、同住，亲切地关怀着难民们的生活，并在精神上给难民以真挚的安慰和温暖。他们在难民所成立了识字班和读书会，从组织各种报告会到文娱演出，通过演戏、唱歌，渐渐唤醒了难民的意识，使难民们认识到，中国要摆脱苦难、国家要实现富强，就一定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依靠共产党，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新四军，打日本鬼！”成了难民们最大的愿望。
当新四军去
1938年7月18日，一艘江海轮“新北京号”停泊在黄浦江边。在地下党组织下，有七百多名难民，以“江西垦荒队”的名义，坐上“新北京号”悄悄向新四军驻地出发了。在船上这七百多难民中，还有我们数十名上海姑娘随行。我们向着故乡的上海人民、向着浩瀚的黄浦江、向着满载着耻辱和创伤的上海告别。
经过两昼夜的航程，船到达了温州。这时，新四军已派了余立金、丁公量等干部先期在温州迎接我们。
温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依偎在海边，远望群山，翠竹成林，一片郁郁葱葱。尽管江山如画，可对于我们这群急于投入抗日战争烽火的上海姑娘来说，此时此刻，谁也无心去欣赏。我们和七百多个难民个个热血沸腾，焦急地盼望着快快踏上征途，早日奔赴杀敌前线。
早上，太阳刚刚升上地平线。从温州到金华的公路上，我们互相鼓励着向目的地进发。尽管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沉重的包裹压在肩头，又累又饿，可是我们坚定的步伐始终没有停下。
沿途还有一些国民党派出的招兵人员，穿着挺括神气哔叽军装、斜挎着皮带，企图用官衔、金钱诱骗我们。然而我们对他们的招引嗤之以鼻。纵有千难万难，纵有千山万水，我们也铁了心一定要参加新四军！
经过青田、兰溪、丽水、金华、歙县、岩寺，我们终于到达了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云岭。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地，照耀着泾县高高低低的山坡。这里满山遍野洒遍金光。已经是夏末时分，在一片绿色的树木中，又夹杂了一块块深红和橘黄色的浓阴，在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艳丽。当我们离开了日寇侵占下的上海，见到一队队抗日的战士时，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成了新四军战士
张村是新四军教导大队女生队的所在地。它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平原。
我们一到营地，就见营房的里里外外都打扫得一尘不染。从其他队来了不少老同志帮我们搬铺板、搭床。墙上挂着一排排整齐的背包和碗筷，看上去极其清洁、整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新的生活开始了。
每天清晨，在朦胧的晨曦中，隐约可见在广场上排列着雄壮整齐的队伍。女兵们有的在练操，有的在学习各种队形的变换，一个个步伐整齐，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在另一处，老红军李桂英排长，正手把手地指导着我们学习瞄准和刺杀。“杀！杀！”的呐喊声震撼了山谷。和这画面相对衬的，是响彻云霄的军号声、口令声和激昂的抗日歌声，组成了一副气势宏伟的交响曲。
我们这些上海姑娘，身穿新军装，脚裹绑腿，成了一名名光荣的抗日女战士。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训导下，每个人都决心把自己培养成勇敢、智慧、坚定、沉着的革命军人。
政治学习是女生队平时训练的重要内容。一个抗日军人、一个革命干部，缺乏政治觉悟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政治、文化，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持久战》、《统一战线》、《民运工作》和《国际问题》等课目。为我们上课的教员有薛暮桥、夏征农、罗琼、温仰春、陶白等同志，每一课都认真、严肃地讲解，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例子来启发我们。
我们的教学设备很简单。教室有时在屋内，有时在野外。一块大黑板随着上课地点灵活安放。学员们席地而坐，专心致志地做着笔记。每上完一课，老师就布置习题，并提出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晚上大家在学习委员和学习组长的带领下展开讨论，常常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把疑问融会贯通加以解决。通过了学习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
除了正规课，女生队党支部还适时开展各种活动，如回忆晚会，启发学员回忆在旧社会的不幸遭遇和苦难生活。上海难民收容所来的党员义愤填膺地控诉了日寇的暴行，以及身受资本家、外国老板剥削、压迫的遭遇。
此外，每天十分钟的生活会，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大家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掉缺点，发扬优点，增进团结，互相帮助。
走上战斗岗位
我们从新四军教导大队女生队结业以后，纷纷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我们每个人都牢记着党的教导：“服从组织，不怕牺牲，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和人民！”许多同学在后来的斗争和考验中，勇敢顽强，坚贞不屈，无愧新四军战士的光荣称号，不愧是上海人民哺育的好女儿。
施奇同志在学习期间就以勤奋努力著称，肯吃苦，肯帮助同志。皖南事变中，她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她表现得英勇顽强、正气凛然。无论敌人严刑拷打还是软骗硬逼，她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敌人要把她活埋，当泥土掩埋了她的下半截身体时，逼问她：“你投不投降？投降就把你放出来。”施奇同志坚决有力地回答：“不投降！”直到她尚存最后一点气息，仍然用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共产党万岁！打倒投降派！打倒国民党！”
另一个上海大学生章辅同志，学习尚未结束，就被调到前方工作。1939年6月，章辅被派到津浦路东开展工作。在反动地主武装暴动中遭敌逮捕，受尽严刑拷打。敌人惨无人道地将她衣服扒光游街，然后用刀把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残忍杀害了她。周围老百姓个个黯然泪下，敢怒不敢言。事后，当这场反动武装暴动被镇压下去后，许多人纷纷参加了新四军。他们说：“一个章辅倒下去，我们千百万人跟上来。”
张洁亚同志1938年到部队时还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才15岁。参军后，因为文化低，一开始学习跟不上，她很着急。于是她经常一个人拿着笔记本，抄写课堂上讲课的各种习题问答，花了比别人更多的精力认真做好作业。学习结业后，她当了会计。在一次敌人袭击中，她不幸受了重伤。此时她想的不是伤口的疼痛，而是身上保存的部队军饷和各种财务账册。她忍着伤痛，挣扎着爬到隐蔽处，把这些重要文件隐藏到草丛深处。为了不使敌人发现文件，她又忍着痛，爬到另一个地方。由于流血过多，她最后不幸光荣牺牲。而她保存的军饷、账册，完整无缺地回到了我军手中。
我们这些上海姑娘，经过部队的锤炼，各自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奉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生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