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运先锋、红军将领葛耀山
今年是高邮籍革命烈士葛耀山诞辰120周年。他曾在上海做童工，在中共党组织的引领下积极投身上海的工人运动，曾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工委书记；进入中央苏区后，又先后担任红七军和红三军政委、中央苏维埃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苦难童年炼意志
葛耀山，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甘垛乡新庄村，家中靠几亩薄地勉强维持生计。葛耀山6岁那年，其父葛学高为田地纠纷与人打官司，因无钱贿赂官府，官司打输，只好将家中仅有的几亩田全部变卖。葛学高带着妻子和儿子葛荣山、葛耀山、葛明山，一家五口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沪西小沙渡因地靠苏州河，又处于租界和华界交界处，交通便捷，吸引了大批外地移民前来谋生。其南岸一带工厂众多，成为沪西工业区，也形成密集的棚户区。有家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在这办了11家纱厂。日本资本家对工人极其苛刻，常常打骂。工人每班要工作12个小时，工资却少得可怜，尤其是童工、女工不仅工资低，而且受欺压更甚。
葛耀山全家到上海后，父亲四处托人， 找到一份给冰库房挑冰的工作；母亲到日本纱厂做苦工；年仅8岁的葛耀山也被迫到日商内外棉八厂细纱间当童工。从童工、学徒工到熟练工， 他受尽了资本家和工头的打骂、凌辱，常常吃不饱穿不暖。艰苦环境磨练下， 成年后的葛耀山做事干练，对工友和善，对资本家和工头则恨之入骨。他在厂里主持公道，常帮工人说话，敢于与工头论理，深受工友们拥戴。
投身工运勇当先
1920年夏，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开拓者李启汉来到上海小沙渡开办“工人半日学校”，组织工人学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训工人骨干。该校后改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1924年春，葛耀山经沪西团支部书记、补习班文化教员嵇直介绍，进入“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学文化。在嵇直、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等人的启发引导下，葛耀山的文化知识和阶级觉悟都明显提高。
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宣传、发动工人在各厂成立工会和纠察队等组织，葛耀山被选为内外棉八厂的工人代表，并担任纠察队长。葛耀山在上海沪西党组织负责人刘华领导下，常带领工人罢工， 向帝国主义、资本家、军阀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1924年12月，沪西党组织负责人、文化教员蔡三介绍葛耀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1日，内外棉八厂日本领班殴打女工，开除了粗纱间50多名夜班工人。沪西党组织领导人邓中夏和刘华根据党的指示，向日商提出保障工人利益的6项条件。厂方置之不理，还逮捕工人活动积极分子，更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终于爆发了有名的“二月罢工”。
葛耀山到处奔走，揭露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工人的种种罪行，鼓动工人参加罢工。2月9日，纱厂工人在潭子湾集会，会场上打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大旗。主持大会的刘华宣布复工条件：被开除的工人全部恢复工作，被捕的工人全部释放，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今后不准打人，不准无故开除工人等。罢工坚持数日，日本资本家不得不妥协，邀请工人代表谈判，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陆续释放了被捕工人。罢工斗争的初步胜利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提高了工会的威信，大大鼓舞了工人的斗志。葛耀山在这次斗争中表现突出，深得工人们的尊敬和信任。
二月罢工后，日商伺机反扑，于5月15日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5月30日，上海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租界当局出动武装巡警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引发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风潮。对此， 帝国主义和军阀万分恐惧，千方百计地迫害工人领袖，大肆抓捕工运骨干。1925年11月， 刘华、王炎夏、蔡三等上海工运领导人被捕并惨遭杀害。葛耀山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突出，也被反动军警抓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在狱中，葛耀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屈服，据理力争，揭露资本家欺压工人的罪行，维护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上海地下党组织四处活动，想方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四个月后，葛耀山被营救出狱， 但被警方逐出租界。他并未胆怯、消沉，而是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人运动。
1926年6月至9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先后带领工人开展了100多次罢工斗争，使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觉悟显著提升。中共乘势从1926年秋至1927年春组织、发动了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每次武装起义，葛耀山都一马当先，带领工人纠察队冲锋在前，特别是1927年3月，他带领上千名工人纠察队员在沪西地区展开武装斗争，打击反动军警，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求学明理长智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汪寿华、杨培生、张佐臣、赵世炎等工运领袖相继被害，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革命斗争转入低潮。4月16日，葛耀山再次被捕，关押在枫林桥监狱。在狱中，反动军警动用各种刑具对他严刑拷打，但他革命意志坚定，始终咬紧牙关，不吐露半点实情。后经多方营救，他在不到两个月后出狱。
此时，党中央为保存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决定从革命斗争骨干中，挑选一批工人、职员、学生去苏联学习，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1927年7月，葛耀山、章明、张正洪、黄浩等200多人乘“安铁捷”号苏联货船去苏联，9 月到达苏联，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在学校，葛耀山学习很刻苦，较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俄语。他学政治、学军事、学组织指挥，政治理论和军事素质明显提高。他思想活跃，工作积极，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葛耀山列席会议担任俄语翻译和会务保障，深受赞扬。
在校学习期间，他与同班同学杨素玉恋爱。1930年8月，葛耀山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闸北区工委书记，组织和领导闸北区的工人运动。1931年1月，杨素玉也从苏联回国。由罗章龙介绍，经周恩来同意，葛耀山与杨素玉结婚，住在海宁路同昌里10号的一个亭子间里，后杨素玉为葛耀山育有一子。葛耀山配合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络了37家纱厂，成立上海纱厂工会，设立了10个分会，在27个工厂建立了赤色工会党支部，介绍青年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工运队伍不断扩大。
葛耀山还负责接待苏区来上海办事的同志。杨素玉经常拎着个小药箱，以看病为掩护，接洽苏区到上海办事的人员。葛学高在长寿路草鞋浜开的小茶馆，作为临时秘密交通点，一度成为苏区来沪同志的落脚点。葛耀山利用合法职业，巧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秘密进行工运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 使工人队伍有了新的发展。
苏区斗争建功勋
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对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构成极大威胁。面对这一突发变故，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当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将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干部转移。组织决定让葛耀山离开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
193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任命葛耀山为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委员。葛耀山到任后，主动配合军长李明瑞组织军事斗争和开展思想政治建设。他在行军途中和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些同志不大爱护武器，就专门写了《怎样来保护我们的武器》，强调保护武器的重要性。他写道：“枪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枪，就不能战胜我们的敌人，也不可能实现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目标。对于枪的保护决不可当儿戏，必须要十二万分的来慎重保护。”这使红七军指战员提高了认识，更加爱护手中的武器。
1931年秋，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三次“围剿”，李明瑞、葛耀山带领红七军与红一方面军紧密配合，过赣江，围兴国，为夺取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战后，红七军奉命开到江西于都县小密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地方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出版《火炉》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引领群众投身土地革命斗争。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产生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葛耀山也在其中。
1932年3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并委任总指挥及政委的训令。其中，第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葛耀山为第三军政治委员。任职期间，他与军长徐彦刚带领红三军参加了漳州战役，为发展闽西游击战争、巩固扩大闽西苏区作出贡献。同年夏，葛耀山被抽调到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第二期政治营长，组织学员学政治、学军事、练技术，探讨作战方针原则，圆满完成了任务。
从1932年冬开始， 国民党调集近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于1933年2月至3月间，巧妙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葛耀山率领红三军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其领导艺术和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等反动势力，保护了群众利益，巩固了苏维埃政府和工农民主政权。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又调葛耀山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3月25日，葛耀山写了《目前肃反工作中的战斗任务》，分析了保卫局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保卫局工作的任务。葛耀山在中央苏区多次参加中央领导的决策，在实战中经受了考验和磨炼，政治思想和军事才能得到显著提高。他对中央肃反斗争的偏差和早先红七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在实践中加以纠正。他要求保卫局的同志任何时候都要冷静思考，准确把握党的政策，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妥善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
1933年7月，国民党军再次对中央苏区发起大规模进攻。葛耀山在江西宁都港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在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指战员突围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29岁。1944年，中共七大追认葛耀山为革命烈士。
葛耀山的一生虽短，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