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蒋子英与上海解放

1949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大伯蒋子英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成功劝降驻守在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敌军放下武器，为上海的最终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劝降成功立功报国

上海战役是渡江战役的最后一役。这场战役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上海地位重要。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人口500多万。二是上海防御牢固。在沪的国民党军有陆、海、空军20余万人，军舰30余艘，空军4个大队。

基于以上两个特点，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敌人和保护城市”两全的命令。三野陈毅司令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这次战役就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到老鼠，又不能破坏瓷器。粟裕副司令员等领导制定了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威胁其海上退路，诱歼守军主力于市郊的方案，以免市区遭更大的战火破坏。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5月23日夜，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5月27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及以北大部分地区均已解放，只有一部分盘踞在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残敌，凭借钢筋混凝土厂房负隅顽抗。残敌是国民党青年军230师，8000多人。“青年军”号称“太子军”，是蒋经国亲自组建的军事力量，人员精干、武器精良、作战凶猛。他们已在工厂及周围修建了工事，并在厂房地下埋设了大量炸药，扬言要破釜沉舟，与解放军同归于尽。解放军要武力解决这股敌人并不困难，但不使用重武器就会增加解放军战士的伤亡。

正当此时，陈毅来到了27军军部视察。当聂凤智军长汇报到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还未攻克时，陈毅司令员的浓眉渐渐锁紧了，“他们属于哪一部分？”聂凤智报了守敌番号，陈毅略一思索，脱口而出：“他们的副师长叫许照。对，你们赶快查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过教授，许照是他很得意的门生，请他做劝降工作。”大伯蒋子英当时住在建国西路懿园，通过地下党的查找，聂凤智的电话直接打到懿园，大伯接过电话，听清原委后十分兴奋，一口答应：“那没问题，我一定尽力照办”。

大伯很快来到威海路跑马厅（现人民公园）附近解放军27军军部，见到了聂凤智军长和79师师长萧镜海。详细交谈后，萧师长换上便衣，带上几个警卫，与大伯坐上一辆吉普车，就向北进发。他们穿过火线，来到国民党军230师师部，找到代师长许照少将。大伯对许照纵论局势，分析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劝说和商议，终于使许照打消了顾虑，同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随后将工事及埋设在地下的炸药全部拆除，等候解放军接管。

不费一枪一炮，国民党上海守军的最后一个堡垒就这样被攻克了。至此，上海全部解放。大伯的成功劝降，不仅避免了解放军和市民的重大伤亡，而且也避免了因水电设施被毁而造成的整个城市运行的停摆。在这最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全市的自来水供应照常，电灯依然通明，电话畅通无阻，工厂生产没有停顿，市民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没有瘫痪。这是上海人民的幸事！新中国的幸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劝降是有危险的：一是因为当时还处于战时状态，到达敌军的师部要穿过火线，极易遭到对方的袭击；另外，苏州河两岸特务的冷枪射击也时有发生。二是老师劝降学生未必一定成功，当时被汤恩伯称为“恩师”的陈仪（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策反汤恩伯反被汤出卖而惨遭杀害就是实例。

关于我大伯蒋子英劝降的过程，在《开国大典》等影视作品，《民革党员与新中国》 《解放战争纪实》等书籍，以及一些报刊中都有记载。至于大伯为什么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冒着风险去劝降却鲜为人知。我认为，他的壮举绝非偶然、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并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是三个原因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去劝降。

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

蒋子英，190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漕桥的一户普通人家。他从小酷爱学习，幼年在宗祠私塾读书，后来又到常州、上海的新学堂学习。1922年9月，他考上了厦门大学。进入大学后，他奋发学习，同时在思想上追求进步。

1924年5月底至6月初，厦门大学发生“反对校方专制做法”的学潮，蒋子英作为进步学生参与其中。最后，包括蒋子英在内的300多名学生和部分教师被迫离开学校。

欧元怀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著名学者。为使厦大离校学生能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出于正义、公理，他在1924年6月，联合数名教授带领离校学生及部分教师到上海，“师生合作”，共同创办了大夏大学。同年9月20日，大夏大学举行秋季开学典礼，蒋子英成为了该校文学院的首届大学生和毕业生。

蒋子英在大夏大学的学业活动可以概括为4个字：“读书救国”。他不仅通过在《大夏周刊》撰文，阐述读书救国的思想，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实践读书救国思想。比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4月12日，上海的孙中山公祭仪式在西门外体育场隆重举行，宋庆龄抱病出席。社会各界400多个团体的群众大约10万人积极参加，盛况空前。公祭“筹备委员会”成员来自各界代表。其中的宣传委员会由8人组成，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领衔，大夏大学派出的学生代表蒋子英的名字紧随其后。

再比如：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作为爱国进步积极分子的蒋子英，参与了“三罢”（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到租界演讲等活动。他还在校刊《夏声》发表篇幅为2万字的署名文章“五卅惨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欺压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

为了寻求救国的理论，1928年9月至1934年春，蒋子英留学欧美，先后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法国巴黎大学国际公法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又赴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了半年时间的实地考察，随之回归祖国。在海外的5年半中，他不仅在学术上突飞猛进，而且开阔了国际视野，他曾被英国伦敦大学聘为研究员；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十分崇拜，以致后来用马克思夫人的名字来给他的大女儿取名“蒋燕宜”。回国前，他已找到了救国的方向：决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回国后，他受母校邀请，回到了大夏大学。1934年至1935年，他担任了法学院的教授。他的加盟，为大夏大学法政教师队伍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大夏的法学比较教育特色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1936年，大伯蒋子英受聘被誉为“培养法官摇篮”的朝阳大学（1912年创办的私立法科大学），担任该校教务长、法学研究部主任和宪法教授。在朝阳任教期间，他的学术进入了高峰期，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是：“学识渊博、造诣精深，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为中国宪政建设和宪法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法律教育史上，铭记在中国法和法学发展史上。”

1934年到1949年，作为著名教授，从大夏大学到朝阳大学，从国立四川大学、陆军大学（任少将级教授）到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暨南大学，蒋子英始终站在培养救国人才的三尺讲台，以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

作为心怀“读书救国”和“教育救国”理想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毫不犹豫、奋不顾身地去劝降”，这是他的必然选择。

早已成为中共地下党策反的依靠对象

1925至1926年期间，蒋子英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下从事宣传“反军阀、迎北伐”工作。其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负责人是恽代英（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和黄季陆（后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

1927年7月，蒋子英被委任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兼工人部部长前往苏州。作为国民党左派，他对于地方民众运动采取积极的支持态度。“在此后劳资纠纷的调解中，蒋子英立场更倾向劳方，党部工人部也成为工人诉冤的依靠”，因而与苏州总商会势力关系恶化，引发了所谓“弹劾蒋子英”事件。蒋子英被迫于10月7日离开苏州。之后他仍极力支持苏州铁机工人，派人到苏州“慰问工友”，并与其他6名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保释因支持工人运动而被捕的人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子英在重庆任国民政府立法院专员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抗战期间，蒋子英出版了专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发表了近20篇文章，为全中国人民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鼓与呼。

中山学社以研究孙中山思想和精神著称。《中山月刊》是中山学社下设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进步刊物。蒋子英曾任中山学社的监事和《中山月刊》的主编。中山学社和《中山月刊》在抗战中都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

上述支持苏州工人运动的坚定立场以及抗战中以笔代戎的积极抗战行动充分展现了蒋子英的国民党左派形象，也引起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关注。

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地下党组织——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策反工作是他们的重头戏， “策反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是沙文汉（中共上海局宣传和统战部部长），“策反工作组” 组长是王亚文（从26岁起，跟随周恩来、董必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据上海地下党的历史记载和沙文汉及王亚文的回忆，周恩来和董必武曾亲自做国民党高层的策反工作。1946年11月离开上海时，他俩将一份由他们圈定的8个人的依靠对象名单交给了上海地下党。蒋子英是8人名单之一，其他还有吴石、周应骢、何燧、邓兆祥、林遵、张权、何友恪。可以肯定的是：蒋子英是周恩来、董必武熟悉而又十分信任的国民党内的爱国进步人士；在策反工作中，地下党已按周恩来、董必武的要求，将蒋子英等确定为“非常重要”、“无可替代”的依靠对象。

前述8位国民党军政要员不负众望，后来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其中有两位因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吴石和张权），其余6位（包括蒋子英）都参与策动了劝降或起义，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共领导和地下党的信任进一步激发了蒋子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在攻克上海的最后一个堡垒中，能够临危不惧、豁得出去。

秘密民革党员的责任担当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同日发表了《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等政治主张。

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蒋子英就接触到了王昆仑（中共秘密党员，解放后为北京市副市长）。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同在国民政府立法院工作，王为立法委员、蒋为立法专员，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同是中山学社监事、同在《中山月刊》发表文章。此外，两人都主张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都对蒋介石反动腐败的独裁统治极为不满。在王昆仑的影响、引导下，蒋子英秘密参加筹建“民革上海临时分会”工作，并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与武和轩等爱国人士经常往来，积极开展反蒋迎解放工作。作为“民革”一员，蒋子英早已拒绝国民党政府提供给他逃往台湾的4张飞机票和6张船票。劝降许照对他来说，这是“民革”党员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事。

据悉，陈毅市长曾多次提到蒋子英劝降许照的功劳。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又代表组织上充分肯定了蒋子英对于国家的贡献。能够得到组织和领导的肯定，能够实现“立功报国”的愿望，大伯蒋子英感到十分荣幸。劝降助力上海解放，这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高光时刻。

我的大伯蒋子英于1969年逝世。斯人已去，但精神和品格永存，他的名字与功绩将永远镌刻在解放上海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