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特是一位奥地利医学博士,1939年8月来到中国,1941年3月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工作之余采访了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他一直向往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要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写出埃德加·斯诺都没报道过的材料。1943年1月,刘少奇将赴延安,本打算带罗生特同行,但考虑到路途危机四伏,使罗生特的愿望没能实现。他被派往新四军二师工作(师部驻地在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乡大刘郢村)。
二师对新战友的热烈欢迎,使得罗生特的沮丧情绪得到了缓解,特别是副师长罗炳辉亲自张罗为他接风。罗炳辉把管理科长叫来,问准备了什么菜。听管理科长说完后,他觉得还不够像样,于是让警卫员拿来猎枪,与罗生特打了个招呼,便出门了。不一会儿,只听见“砰、砰……”几声枪响。约摸一刻钟,罗炳辉兴致勃勃地回来了,只见跟在后面的警卫员手里提着好几只野鸭。罗炳辉高兴地说:“这野鸭子可是难得的美味,今天咱们尝尝鲜。”罗生特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罗师长真是好枪法!”
在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对这位国际友人处处关心。经过一段时期的交往,罗生特对这位性格豪爽、带兵有方、弹无虚发的罗副师长也十分崇敬。
几天后,罗生特随师里的干部参观一个连队的日常训练。罗生特看到,战士们在练习瞄准时,都在枪筒上系着两块砖。这么严格的训练,罗生特可从来没有见过,问这是怎么回事。陪同参观的干部解释道:“这是罗副师长的发明。这样训练可以更好地增强臂力,从而提高实战中举枪瞄准时的稳定性,保证射击时的高命中率。”罗生特点了点头,说:“这个办法好!看来,罗副师长的好枪法一定也是这么练出来的。”其实,这对罗炳辉来说是家常便饭。尽管训练的条件艰苦,他带兵训练的标准从未降低过。
在二师期间,罗生特每到傍晚都要去给罗炳辉测量血压,并在手术或给部队上课的间隙去采访罗炳辉。罗炳辉也经常应罗生特的要求,讲自己丰富的军旅生涯。
年少时的叛逆,青年时的勇猛;滇军的艰苦,北伐的硝烟;起义时的快慰,长征中的艰辛——面对这位真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炳辉无所不谈。罗生特从采访中得知,罗炳辉为了不受恶霸欺负,16岁便跑出来当兵,曾当过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卫士,随着下野后的唐到过越南、香港,后参加北伐。罗生特后来回忆说:“当他讲述他的生活故事时,从他清晰、生动形象而又简洁的描述中,我不仅可以看到一段中国历史,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个贫寒的农家之子成长为一个有阶级觉悟的人和一名共产党军队指挥员的过程。”
在新四军,通过一年多的采访活动,罗生特对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钦佩。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人才济济。我最近在读英文版的《水浒传》,感到中国共产党里的这些英雄,他们有崇高的追求,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人生阅历,并且有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作指导,同梁山泊的英雄们相比,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们更令人钦佩。”
有一次,二师医训队的学员们打了一条两米多长的毒蛇。罗炳辉就用蛇肉加高粱酒和各种蔬菜,做成了一道美味的菜肴。罗生特鼓起勇气吃了好大一块,第一次感受到蛇肉的美味。罗炳辉一身好本领,特别是他的传奇经历,着实让罗生特大开眼界。
1943年6月,当罗炳辉得知罗生特要北上延安时,又专门宴请了罗生特。席间,罗炳辉以缴获的一支日本手枪相赠,还赠送了一把日本军刀、一双用两块银元铸成的筷子。
在三件礼物中,罗生特最珍爱那双银筷子,特请翻译方政把刻在银筷子上的句子译给他听。他最欣赏银筷子上面的字:“赠给罗生特大夫,弟 罗炳辉”。他激动地说:“这个‘弟’字表达了我们都是无产者,无产者四海之内皆兄弟啊!罗副师长比我年纪大,按中文应该用‘兄’。但在英文里,‘兄’和‘弟’是同一个词。”
罗炳辉赠给罗生特的那双筷子,罗生特一直珍藏在身边。此后,他每天练习用筷,不久之后就能很熟练地使用筷子吃饭了。解放战争胜利后,罗生特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国。回国前,他把银筷子送给在他身边工作的李光。这双银筷子后来由李光捐赠给博物馆,作为见证这段友情的革命文物。
罗生特在新四军二师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不长,但罗炳辉将军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伟大人格,以及对军队教育、医疗等工作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地感染了罗生特,以致于罗生特这样说:“对我来说,在这个师工作虽只有几个月,但令人特别愉快,因此当我离开时,对二师我简直是难分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