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在外滩上海市军管会的大厅里有穿解放军军装的，穿中山装的，也有穿中式便服和西装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非常忙碌。有一位身穿不太合身的军服、头戴军帽的解放军女同志，她帽檐下显露出了银丝白发，包在军帽里的后脑勺高高地鼓起着，明显藏有一个高起的发髻。她面貌清瘦，有些憔悴，脚上穿着一双不相称的军鞋，还绑上绳子，看来是一位缠过脚的约有七十开外的老年人。她拿着一张证明信，匆匆地走到市长办公室外的门口，向一位同志询问。一位戴着眼镜的青年人出来问她：“请问老同志你找谁啊？”
“我是来找陈毅司令员、陈市长的。”
“喔！我是军管会的秘书。首长实在很忙，你有事就先与我谈吧，我可以转告他的。”
“那好吧。我是来找儿子的，陈司令员一定会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
这位秘书诧异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请你慢慢地讲吧！”
“我找儿子已找了3年了，我到过山东，到过东北，现在我又回到上海来找。我叫杨凤珠，71岁了，我原就住在上海。30多岁时死了丈夫，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全靠我做缝纫把儿子养大成人，供他读书。他很勤奋很用功，成绩年年是在第一二名，是上海有名的中法学堂里获得了免费生。‘九一八’事变后，儿子因参加抗日救国演讲被学校开除了，从此，他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职业界救国会。‘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给我讲了好多道理，要我同意他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打鬼子，我觉得国家有难应该让他去，我虽然苦一些，但靠手工劳动收入也还能度日，我就同意了。他走后，他的同事周锦文和夫人常来看我，还给我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以前一起搞抗日活动，很要好，常在一起谈论共产党的事。周有时还带秘密工作的同志来我家里住，要我好好掩护他们。日本鬼子投降前，周锦文也走了，说是去了山东，他夫人余秀珍仍留在上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上海，扬言要捉共产党和他们的家属。我去和余秀珍商量，她说我儿子的部队已去了苏北，说她也准备带着孩子去山东周锦文处。这样，我就决心和她结伴同行，也去找我儿子，也可为儿子的部队做点事。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用具、衣服全部变卖掉了，换来了22元银洋和一只小小的金戒指作路费。”
“你们有老有小，路又远，交通也不方便，有的地方还在打仗，那么你们是怎么走的啊？”秘书关切地问她。
“是的，路上可不好走呵！从上海到南京还可坐火车，从南京向北就得走路了。她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我又是个小脚，我们走不动了，就骑上小毛驴和坐手推车，千辛万苦走了个把月才到了山东临沂，找到了山东野战军指挥部。那时解放军部队正在打泰安和枣庄不肯向我们投降的伪军，战斗很紧张，部队领导机关一时没有办法查到我儿子在哪个部队，就安排我住在招待所里，住了半个月。我正着急时，领导又动员说，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向我们解放区进攻，因此部队留在临沂后方老的小的有病的人员，都要搬到胶东去。我就跟着招待所同志一起去了胶东，后来又过海到了大连，到了通化。眼看一时没有办法找儿子了，我想现在正在打大仗，哪里去寻儿于，即便找到了，还是要去打仗的，索性安下心来等打败了蒋介石，全国解放了回到上海就能找到的。这样，我就向领导请求给些工作做，我说我过去靠缝纫生活、可以去做缝工。领导就把我介绍去四野后勤部被服厂里做工，也就这样参军了。一做就是3年，领导说我工作好，学习好，表现好，年纪老了，就给我评了个连级待遇。但是，我还是想着儿子，听到上海解放了，我就向领导要求请假回上海找儿子，我想儿子也一定在找我。”
“你真是一位革命的好妈妈， 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儿子的名字呢。你估计他现在哪里？你想应该怎么找法？陈司令员怎么帮助你找呢？”秘书很敬佩这位老妈妈。
“喔！我真是老糊涂了，还没有告知我儿子的名字，他叫蔡群帆。他那次从苏南调去浦东打仗时曾来过上海家里，那时他已是干部了。他讲过他是新四军，我想陈司令员一定会知道他的，我要见司令员，亲自向他报告，请他帮我找一找。
“首长正在开会，实在是非常忙，刚接管上海，方方面面的事都等着要他去安排，从早到晚四处奔波，每天要参加好几个会议，要解决一连串的大事。我想请你老人家先回家，我帮你向各方面联系寻找蔡同志，有了消息就通知你好吗？请你把地址留给我！”
“我在上海已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只有陈司令员是我的亲人。我是下定决心找儿子的，见不到陈司令员我就不离开这里了。蔡群帆是司令员的部下，他一定可以查到的。我就等他开完会能见见我，麻烦你帮我向首长讲—下。”杨凤珠非常固执地要求。这位秘书深深地被她这种强烈的母爱、坚毅的决心、恳切的求助所感动。在会议的空隙，秘书进去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问有没有时间与她见见面？陈司令员有力地说：“怎么没有时间，可以挤时间嘛！这样可敬的老人家，这样的事我们应该关心嘛！她来找我对头！见！见！开完会就见，你们要好好接待，请她老人家等一下。”
将近午饭时，会议散了。杨凤珠看到从里面会议室里走出来一位浓眉慈目、身材魁伟、气宇轩昂、热情可敬的首长。他一见到杨凤珠就说：“妈妈同志，你辛苦了！跑了那么多路，千里迢迢找儿子，也为了找革命，可不简单啊！你参军已3年了吧，有贡献，还帮我们地下党做过不少事，你是老革命、老同志了。你的事我一定帮你解决。”
杨凤珠见到陈毅司令员那么亲切，深受感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像见到亲人般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知道首长极忙，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和盼望见到儿子的心情又诉说了一遍。陈司令员静静地听着，问道：“他最早参加的是哪个部队？”
“蔡群帆从苏南回来要去浦东时曾给我说过，他1939年在常熟太仓，参加你和叶飞司令员领导的江抗部队，所以我想一定是在你领导下的。”
“这几年来，你有过他的消息没有？”
“1941年下半年，曾有人带来口信，说他带了部队从浦东去了浙江，要我放心，以后因我搬过家，就失了联系。鬼子投降后，与地下党有关系的同志告诉我说， 浙江的部队都去了北面。所以，我才下决心去山东找他的。我相信他还活着，这次他肯定是跟着你打上海的。昨天，我一到上海就去西藏路我们以前住过的旧址，邻居告诉我，上海解放后的第3天，有位高个子解放军来过这里，他寻找一位曾经住在这里的老太太。所以，我儿子肯定是参加解放上海战斗的。”
陈司令员听了后，肯定地说：“好！那好办！你那么大年纪，千里迢迢寻儿子，从上海跑到山东、东北，现在又从东北寻到上海，我一定帮你找到儿子。”
陈司令员说罢，就吩咐两位秘书：“你们把我的两本团以上干部名册拿来，一起来查查看。浙东的部队北撤后编在一纵队，就是现在的二十军，他们是打上海的，现在就住在上海，我看你们先在二十军里查一查。”
果然，一位秘书高兴地叫起来：“查到了！查到了！蔡群帆，是在二十军，是军参谋处长。”
陈司令员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杨凤珠说：“可给你找到儿子了。老同志，可喜可贺啊！”
陈老总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拿起电话机给二十军军长刘飞打电话，要他通知蔡群帆立即来市军管会接他的母亲。
阔别十年的母子终于相见了。老母亲热泪盈眶，透过泪花，她看到一位全身戎装的解放军指挥员正向她走来，她张开双臂迎过去紧紧抱着儿子，嘴里喃喃地喊道：“感谢共产党！感谢陈司令员、陈市长！”蔡群帆对多年来失去音信、到上海后又未寻找到的妈妈竟然出现在面前，不禁激动万分，不断地叫着：“妈妈！妈妈！”
群帆同志回来后告诉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我找到妈妈了！还是陈老总帮的忙呢！”我为他高兴，向他祝贺！随即跟他一起去了招待所看望我那位深受苦难久经锻炼的婆婆，她详细地向我叙述了她的经历和寻儿故事。
以后，她逢人就说：“过去我对陈毅司令员只认为是位统帅全军、身经百战、叱咤风云、威风凛凛的常胜大将军，想不到，他还是一位可敬可亲、热情爽朗、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的好司令好市长。他教育培养了我的儿子，还帮我找到了儿子。”
婆婆和我们相聚一年半以后，我们随部队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半年后她病逝在山东曲阜。临终时，她托同志转告我们：“你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陈毅将军好好打仗，要打出一个没有穷人的世界。”
物换星移，沧桑巨变。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敬爱的陈老总虽已仙逝，但他的精神永存，他忠于人民忠于党的高风亮节，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盛世不忘缔造难，般般遗爱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