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李雪三同志
我在1941年就认识了李雪三同志。当时,他任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我在师部当参谋。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三师北上到达东北,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序列,改称第二纵队。雪三同志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我在纵队司令部作战科当科长。抗美援朝,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九军政委,我任一一五师副师长。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雪三作为我最尊敬的领导之一,他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坚持原则,明辨大是大非。
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在1959年那段不平常的岁月里,李雪三同志敢于坚持原则,明辨大是大非的非凡气概。那年夏天,庐山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彭、黄、张、周。嗣后,又在部队中广泛地进行批判,以肃清彭、黄的所谓“影响”。在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会上,有人提议要开除黄克诚同志的军籍,有些与黄克诚同志一起工作过,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一反常态,落井下石,横加诬陷,甚至还有人拍案大骂,以表示划清界线。在连续数天的批判会上,有些人信口雌黄,大肆攻击和中伤黄克诚同志,而李雪三政委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表决时,在大家的瞩目下,李雪三同志却不举手。在当时十分严峻的政治气候下,能坚持这样实事求是态度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是很了不起的举动。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已为当年的庐山会议作出了正确的答案。今日我们重新回顾在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李雪三同志,在大风大浪中,他敢于坚持原则,明辨大是大非的严正态度显然是十分难能可贵,也是最受人尊敬的。
1984年7月下旬,我有机会参加一一五师建师45周年庆祝会。有幸拜会了吴信泉和李雪三两位老首长,还会见了多年不曾会面的老战友。大家欢聚一堂,畅谈甚欢。
7月30日下午,在师召开的干部座谈会上,李雪三政委发言时讲:“幸亏程国璠同志及早发现这个问题,才使它完满地得到解决。”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79年秋的一天,我去拜望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同志,在他的书橱内我偶然发现一本《新四军抗日战争史》。我借阅了这本书,发现部分内容错误严重。特别是有关三师的部分,有许多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把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和三师部队多次说成“一贯消极,右倾保守”,“严重地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
在那本“战史”中,对三师在反“摩擦”和反“扫荡”中所坚持的指导原则以及如何“保卫盐城”等均持批判态度,而历史事实则证明黄克诚同志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党中央在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已肯定:“他(黄克诚同志)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固守城镇,分散游击,领导军民粉碎了日伪对我根据地的多次大规模‘扫荡’。他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当地反击了顽军的阴谋破坏和进攻。”为此,我特地写信给朱鸿、唐棣华,提出要澄清是非,还历史本来面目。1985年4月23日,洪学智、刘震、吴信泉和李雪三四位首长联名向中央军委战史委员会、战史编审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说明了历史真相,三师的历史终于得以澄清。
在这次座谈会上,雪三政委还说:“南京军区军史编写组的同志曾寄给我一份1958年以前撰写的关于新四军第三师的调查提纲,我看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从1959年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对黄克诚同志全盘否定,作者笔下的‘战史’也走了样。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往往是事实服从于观点,服从于领导的意志,服从于斗争的需要。这不应责怪编写‘战史’的同志们,只要现在能正确阐述三师在苏北抗日斗争的历史就好了。”李政委最后称道了我,说我“为黄克诚同志及三师部队澄清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做了有益的工作,有很大贡献”。
李雪三同志一生光明磊落,服膺真理,他把全身心都贡献给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