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他在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文才出众，并推崇矢志变法的先烈谭嗣同，常以谭在狱中所作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激励自己的爱国情怀。
1915年，恽代英进入武昌中华大学文科攻读哲学。这一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传播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使恽代英受到很大启迪和鼓舞。他满怀激情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妇女时报》等报刊撰写和翻译了约80篇文章，竭力讴歌新思潮，批判旧思想。1917年10月，他和挚友黄负生、林育南等创建的互助社，成为当时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1918年夏，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毕业后，受聘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掀起的反帝爱国风暴，迅速席卷到了武汉。恽代英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挺身而出，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基础，和林育南、施洋、陈潭秋等一起领导武汉地区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举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冲破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出的大批军警的阻挠和血腥镇压，坚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伟大胜利推波助澜，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恽代英于1919年10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在北京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2月，他又与林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作为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阵地。1920年春，恽代英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联系。同时，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在他提出的研究书目中，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研究列在首位。1920年秋，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东方杂志》发表。接着，他受《新青年》杂志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1921年1月出版。
1921年7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湖北黄冈召开利群书社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在恽代英起草的文件中指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此时，传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喜讯，恽代英激动万分，立即申请加入党的组织。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新的征程。
从1920年到1923年夏，恽代英以学校为阵地，教书为职业，曾先后到安徽宣城师范、四川泸县川南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执教，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许多青年学生在他的辛勤教育、帮助和影响下，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二）
1923年夏，恽代英应邓中夏的邀请来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教授国际问题和国内政治。
这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恽代英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恽代英作为《中国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为办好这个刊物，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为《中国青年》组织了强有力的作者队伍。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任弼时、陈潭秋、萧楚女、张太雷、林育南、李求实、刘仁静等中共著名活动家，都是刊物的经常作者。恽代英自己为《中国青年》撰写文章130多篇、通讯三四十篇。他毕生发表文章约有500多篇，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约占1/3。
恽代英按照党的决定，首先把《中国青年》作为向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同时注重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在《怎样才是好人》一文中提出，好人应该有操守、有作为、能为社会谋福利。激励青年要硬起自己的脊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恽代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深知要引导青年就首先要关心青年。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青年读者来信，不管多忙，他都和其他编辑一起给以耐心的答复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时《中国青年》尽管受到敌人的种种摧残，但读者还是千方百计想读到它，它的销路不断扩大，由开始的几千份，上升到1万份、3万份，1927年上半年发展到5万份，发行量在那个年代所有期刊中是最大的。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培育和影响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整整一代青年，恽代英为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大”后、恽代英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但国民党的改组，引起国民党内右派的激烈反对。戴季陶炮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鼓吹“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中国共产党。恽代英针锋相对地写了大量文章，明确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痛斥戴季陶的反动理论。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恽代英和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七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3月，党派恽代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任军校中共的党团书记，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当时，蒋介石正加紧在黄埔军校内扶植右派势力，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企图将军校变成个人篡权的工具。
恽代英肩负重任，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针对蒋介石阴谋篡权的野心，恽代英在《党纪与军纪》一文中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的路上，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当拿出党纪来制裁他!”
1927年1月，恽代英奉令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武汉中央军校)的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惨绝人衰的大屠杀，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恽代英以极大的义愤，怒斥蒋介石为“党贼”，号召革命同志“誓与蒋贼作百倍之奋斗”!4月23日，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和武汉群众30余万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恽代英主持了大会。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集团阴谋策动下在宜昌叛变。在叛军逼近武昌的严重时刻，恽代英将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整编为中央独立师，亲任党代表，在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统率下，和七十二团、七十五团一起投入讨伐夏斗寅的战斗，击败了叛军。
但是，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同蒋介石合流，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中心武汉顿时沉浸在白色恐怖中。
（四）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为党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正当起义临近时，张国焘赶来传达所谓“国际来电”，企图阻止起义。恽代英当即愤怒地说：“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在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指出起义不能拖延，更不可停止。1927年8月1日凌晨，响亮的枪声划破长空，起义部队冲上南昌街头，向反动军队展开猛攻，把红旗插上城楼。
南昌起义使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武汉的反革命势力纠合起来扑向起义军。前委决定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实行北伐。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分批撤离南昌。部队冒着酷暑，艰难地行进在赣南山区，行军途中，恽代英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身患肺病，组织上照顾配给他一匹马，但他总是把马让给有病的或体弱的同志骑，自己扛着背包，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10月I5日，恽代英在香港参加了张太雷主持召开的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张太雷继续担任省委书记，恽代英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11月26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
1927年12月11日凌晨Ⅰ时许，原由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一千多人，在驻地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恽代英继张太雷之后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接着，起义总指挥叶挺下达了作战命令。3点30分，起义的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奋勇冲向国民党广州市公安总局等敌人驻点。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广州城。
当天，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在炮火中诞生，恽代英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但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疯狂反扑。12日张太雷不幸牺牲。恽代英临危不惧，继续参与指挥战斗，至13日深夜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总指挥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撤退到香港，并安全转移起义后流散在港、九的同志，保存下这批革命的火种。
（五）
1928年党的“六大”后，恽代英被调到上海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要负责编辑党刊《红旗》，并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29年末，他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930年4月，恽代英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了李立三盲目估计形势，企图一举夺取城市，组织全国暴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当时作为中央实际领导人的李立三固执己见，反而给恽代英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将他调到基层担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
恽代英声明，服从组织决定，但保留自己的意见。他和妻子沈葆英把一周岁的儿子抱到幼稚园托养后，搬进了闸北棚户区一间9平方米的简屋，每天出没在杨树浦一带的工厂里。
5月6日下午，恽代英带了一包传单，去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5毛纺厂)。接近厂门口时，突然碰到英国巡捕拦路搜查行人。恽代英高度近视，当他发现巡捕后，立即机警地把那包传单扔在路旁。他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并称自己叫“王作林”，但巡捕见他戴着眼镜、手表，又在他附近发现传单一包，遂生疑心，要把他带走。恽代英自知已无法脱身，就和巡捕扭打起来，有意把自己脸部打伤打肿，血流如注，用布包扎起来，使人认不出他。巡捕将他扭送到提篮桥巡捕房。后以共产党嫌将他引渡到上海伪公安局，又转押至龙华伪警备司令部，1931年2月押往南京伪中央军人监狱。反动派虽没有认出他是恽代英，但仍以“工人擅自开会，也有罪”，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相继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正当组织上通知他准备提前出狱时，却不幸被叛徒顾顺章出卖。
1931年4月25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情报保卫机关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泄露了党的大量机密，并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狱中。蒋介石急令伪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查对。4月28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晃了一下问：“你究竟是什么人?”恽代英立即明白，自己的身分已经暴露，便镇静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他以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坚决拒绝敌人的劝降。蒋介石亲下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枪决。
4月29日中午，恽代英唱着悲壮的《国际歌》，拖着沉重的铁镣，神色泰然，走出牢房，来到狱中菜园地边，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恽代英身中数弹，洒下一腔热血，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恽代英在狱中时曾写下一首七言绝句：
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首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是恽代英的绝笔，它饱含着对战友的深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和身陷囹圄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他的英雄业绩和浩然正气将永远彪炳青史，垂范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