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少年时期就听说盱眙县铁佛街有一位叱咤风云的孙福祥。星转斗移，我已届知天命之年，但战斗英雄的光辉事迹仍时时撞击着我的心扉。2003年1月5日，我和卫东、丁康同志到孙福祥三子孙爱川家采访了刚从洪泽县赶来的孙福祥同志的战友、85高龄的岳永武同志，以及孙福祥的遗孀张献珍女士。
岳永武老人深情地向我们叙述了孙福祥同志的战斗历程：孙福祥同志生于1927年冬月初四，和我是表兄弟。他7岁入学读书，10岁辍学，给人家放牛、放猪、割草。
我是1938年10月参加淮河支队抗日军，后改编为新四军四师二十七团。1941年秋，我曾两次带信给孙福祥，叫他参加新四军。当时，四师政委是邓子恢。有一次，邓政委对我说：“你的小表弟孙福祥已来参军了，做我的警卫员。”我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表弟已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和我在同一个部队。从此以后，我们兄弟俩相互鼓励，英勇杀敌。
孙福祥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一次，刘少奇同志带着五个随从人员到四师视察工作，来到邓子恢住处。当时孙福祥不认识刘少奇，把他们挡在门外不准进。少奇和蔼地对孙福祥说：“小同志，你去请你们的政委来。”孙福祥到里面一通报，邓子恢马上出来，一看是少奇同志，迅速地行了一个军礼。邓子恢转身对孙福祥说：“小孙，他是我们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这时孙福祥不好意思地向刘少奇同志敬了一个军礼，并连声道歉：“首长，真对不起。”少奇同志微笑着，用手拍了拍孙福祥的肩头说：“小鬼，做得对，就是这样好!就是这样好!”
孙福祥跟随邓子恢政委转战抗日战场，一共做了近四年的警卫员。1944年底，邓子恢看孙福祥有培养前途，派他到警卫团三营一连一排任排长。1946年，陈毅司令员叫孙福祥和我带40人到徐州城侦察敌人的情况。我们第一次乘夜幕降临去侦察敌情，只是侦察到敌人兵力布置的大概方位，但没有摸清敌人到底有多少兵力，就回来向陈毅同志汇报。陈毅严肃地说：“你们只掌握了大概情况，但没有摸清实情，这叫我们怎么能指挥好战斗呢？”第二次我们又化装成国民党部队，深入敌人驻地。为了侦察出敌人的火力点，我们40人分成4个小组，分别向敌人开火，终于摸清敌人的火力点。在激战中，孙福祥腿部受了重伤，但他咬紧牙关，指挥侦察小分队撤退。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孙福祥抓了一个国民党汽车驾驶员，命令他开着卡车冲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终于顺利地完成侦察任务。孙福祥由于机智勇敢，被提拔为警卫团三营营长。
1947年5月13日，我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围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当时，孙福祥所在的警卫团四个营近2000人都被拉到前线。我当时在二十七团任连长。我们营在孙福祥带领的三营左边。我们在炮火的掩护下，一天都要向敌人发动十几次冲锋，每占领一个高地，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激战了三天，我们部队伤亡过半。孙福祥身先士卒，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保住了阵地。在这次战斗中，他身上三处受伤，在和敌人肉搏战时，满口牙齿都被敌人的枪把捣掉，鲜血直流，但他一直坚持战斗。我们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终于消灭了国民党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孙福祥荣获“人民英雄”的称号。战友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小炮弹”，以赞扬他作战勇敢。在这次战斗中，原警卫团团长壮烈牺牲了，组织上决定由孙福祥同志担任警卫团团长职务。当时孙福祥只有20岁。
岳永武老人还对我们说：我和孙福祥参加过数十次大小战役，最激烈、最严酷的一次要数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我们华东野战军任务是围歼国民党第七兵团。我军战士冒着严寒和敌人进行阵地争夺战。孙福祥率领的警卫团在冰天雪地里战斗了七天七夜，许多战士因负伤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饥饿寒冷，而献出了生命。经过10多天的激战，我军基本消灭了敌军第七兵团的主力，剩下的三个半师龟缩在山东台儿庄和枣庄。孙福祥奉命带着警卫团去枣庄迫降。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我军进攻，孙福祥所带的警卫团1600余名将士最后只剩下了36人。孙福祥从牺牲的战友手中拿过机枪向敌军射出复仇的子弹。敌人集中火力向孙福祥扫射，子弹洞穿了他的右边肚皮，肠子流了出来，鲜血泉涌般喷出，但他仍屹立在阵地上，指挥着战士们还击……这时团政委命令卫生员把孙福祥抬下阵地。孙福祥殷红的鲜血滴洒在枣庄的大地上，像一朵朵盛开的红梅。
孙福祥被辗转送到宋庆龄和平医院，他生命垂危，肠子大部分坏死，经过8个小时手术，才把孙福祥同志从死神手中夺回。
孙福祥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短短的三个月内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1949年4月，我和孙福祥都参加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我被留在中央直属总队炮兵团任营长。孙福祥随大军解放大西南，在湘西剿匪战斗中，又立战功，1950年被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岳永武感慨地说：我和孙福祥并肩战斗了八年，他曾九次立过战功。他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动着我。
这时，张献珍老人接着叙述了解放后孙福祥工作生活情况：
1949年10月重庆解放时，经别人介绍我和孙福祥认识，1953年我和老孙结婚。
1954年老孙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四川省巴县手工业局长。我住在重庆，夫妻分居两地，组织上多次动员他到重庆市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老孙身上有6处弹片留在体内，经常折磨得他睡不好吃不好。到了1957年他不得不住进重庆军医大进行了手术，从身上取出了5块弹片，还有一块因离心脏太近，不敢动手术，仍留在体内。这一次手术后，老孙体质严重下降，1962年他实在不能坚持工作了，本人再三要求回原籍老家休养。组织上根据他多次的请求，给他办了病退手续。我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只好辞掉在重庆第二纺织厂的工作，回到盱眙县铁佛街。
我和老孙回老家后，没有要求组织上给予任何照顾，我们还从为数不多的退职金中拿出部分接济亲友。在“文革”中，他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党政干部。有一些“造反派”要揪斗公社的主要领导，他叫人把这些干部请到家里以谈工作为名，挡住了“造反派”对这些干部的冲击。这些干部事后深情地说：“平时，我们没有很好照顾老团长，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们，这种高尚的品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1968年7月19日，年仅41岁的老孙因枪伤发作，在管镇医院离我而去。当时我哭昏过多次，真想随他而去，但当我苏醒过来后，看到5个孩子围着我哭成一团，我强忍悲痛安葬了老孙，带着5个孩子跋涉在艰辛的人生道路上。
老孙去世后，留下的仅是两间东倒西歪的茅草房，还有5个孩子，最大孩子只有14岁，最小是3岁。我一人带着5个孩子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在70年代大集体的时候，我一个人拼死拼活挣工分，怎么能抵上6口人的口粮款，年终结算了，我家透支最多，能算回来的口粮寥寥无几。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孩子们长大，政策又好，我家生活开始好转。如今大女儿夫妇和二儿子夫妇都是国家干部，其余孩子都成为个体户，生活富裕。张献珍老人说到这里，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主席的《咏梅》诗句正是“人民英雄”孙福祥同志光辉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