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
1927年7月4日漆黑的夜晚，在上海龙华刑场，一位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青年傲然挺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毅然拒绝。当刽子手上前将他按下、一松手就要挥刀时，这位青年趁势又挺身而起。最后，刽子手们一拥而上，强行把他按倒，乱刀将他砍死。这位坚贞不屈的就义者，就是我党早期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延年，时年仅29岁。
一
陈延年烈士，又名遐延，祖籍安徽怀宁，1898年诞生在安庆城里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是陈独秀的长子。弟弟陈乔年，也是我党早期为革命而献身的英烈之一。
陈延年兄弟二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安庆度过。他俩自幼聪明好学，受其父革命思想的影响， 仇恨黑暗，追求光明，颇受时人称赞。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把延年兄弟接来读书。当时延年15岁，乔年11岁。1917年初，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兄弟俩则继续留在上海求学，直至1919年底。
陈延年兄弟在上海读书期间，生活是很艰苦的。陈独秀赴京后，他每月只能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支付10元钱，以作为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这点钱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为了弥补费用做工。平日他俩异常节省睡地板，穿旧衣，食则几片面包，饮则自来水。有一次，延年的叔祖母谢氏到上海找到他们兄弟二人，见其衣衫褴楼，面黄肌瘦，十分痛惜，便提出由家中汇款供他们上学。但延年兄弟却谢绝了叔祖母的这份好意。他俩志存高远，坚持要“自创前程”，认为艰苦的生活正是对自己最好的磨炼。陈独秀极为赞成孩子们走谋生自给之路，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兄弟俩学习努力，都考进震旦大学攻读法语。
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陈独秀在北京因上街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消息传到上海，有人问延年兄弟有无恐怖之感，陈延年回答：“既作不怕，怕则不作”，从事革命斗争“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言?”这少年才俊的铮铮话语，真是掷地有声。
二
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陈延年兄弟二人从1920年2月开始在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无政府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
出国之前，延年兄弟由于缺乏辨识能力，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初到法国时，他们仍然积极地参与了留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派的活动。然而，从1921年起，他们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国社会，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他们还看到，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面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只是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因此，陈延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道：“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于是，他们便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转而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认识到过去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建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
不过，促使延年兄弟彻底觉醒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参与了激烈的斗争实践。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了三次重大斗争。当时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非但不支持留学生们的正义之举，反而勾结法国当局，对勤工俭学学生加以残酷迫害，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陈延年由此清楚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本质，即与之一刀两断，他和弟弟乔年再也不参加这一派别的任何活动。
从1922年开始，陈延年兄弟二人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政治思想有了飞快的进步。这年6月，他俩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第一批成员。陈延年被选为“少共”领导成员，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机关刊物《少年》的编辑和刻写钢版的工作。这年秋天，陈延年兄弟二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延年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
1923年初，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被派往苏联学习。陈延年为中共旅莫(莫斯科)支部干事，负责组织工作。1924年秋，陈延年奉命回国，奔赴广州。不久，陈乔年也奉命回国，到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从此，他们像矫健的海燕，迎着革命的暴风骤雨展翅翱翔。
三
1924年10月，陈延年抵达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他先后任共青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和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1925年春，陈延年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7年3月离开广东时为止。
陈延年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广东地区的党员便从原来的几百人，增加到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8%左右，党的各级组织遍布广东全省及广西、闽南的重要地区，使广东区委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最大的地方党组织，在广东历次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并为我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陈延年重视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积极建设革命武装。1925年11月，他与周恩来遵照广东区委的决定，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并任命富有军事经验的共产党员叶挺为独立团团长，还在独立团内建立了直属区委领导的特别党支部，下设党小组。我党的这支革命劲旅，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赢得了“铁军”光荣称号。
大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是陈延年在广东工作期间又一突出的重大贡献。1925年6月19日，在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延年亲自参加并指挥了6月23日在广州举行的10万群众的示威游行。接着，陈延年等又组织罢工群众，对香港英帝国主义实行全面封锁，使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坚持了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永放光芒。在工人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广东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陈延年和周恩来热情鼓励彭湃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该书的出版在广东和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回答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1926年11月25日，陈延年发表了题为《忍不住了!》的文章，对农民运动给予坚决的支持和热情的赞扬。广东地区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成为北伐军坚强的后盾，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保障。
陈延年坚持革命统一战线，他始终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独立性。为防止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他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讲：“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轿子’，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同时，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他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一次区委会上他曾说：“老头子(指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要他来广州看看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还强调指出，“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延年在广东工作期间，充分展示了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风采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成绩显著。毛泽东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四
1927年4月上旬，陈延年奉调到上海，于4月22日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他被推选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在上海工作时，恰逢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领导广大党员，与蒋介石的反共屠杀政策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不幸的是，在6月26日那天下午，他落入了敌人之手。那天上午，陈延年在当时党的机关(位于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恒丰里90号)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有人报告说当日一名地下交通员被捕，此人知道省委机关的地址。为避免发生危险，会议提前结束，与会者迅即离开会场。当日下午，陈延年等同志因惦记着机关的安全，又去恒丰里观察动静，遂遭敌包围而被捕。
陈延年被捕之初，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因他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有草绳，所以敌人信以为真。党组织得知他尚未暴露身份，立即进行营救，且敌方答应，以800元可将他赎出。与此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因和陈独秀是世交，也在营救陈延年。汪孟邹却请胡适帮忙，不料胡适又转托铁心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惊喜若狂，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信。在信中他恶毒毁谤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并竭力怂恿杨虎对陈延年下毒手。陈延年受审讯时，与他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原江苏省委秘书)叛变，当堂供认了陈延年的真实身份，遂使党组织的一切营救活动失效。在狱中，陈延年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视死如归。他在被捕后的第9天晚上，英勇就义。
在中共“五大”，陈乔年与其父和哥哥一同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2月16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他，由于叛徒告密而不幸被捕。同年6月6日，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陈乔年被国民党刽子手五马分尸，死得极为壮烈，时年仅26岁。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在南京国民党监狱里的陈独秀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托人打酒买菜。他说自己平生滴酒不沾，但今天为家仇国恨，为大革命以来死难烈士要痛饮。当斟满第二杯酒时，他就呜咽起来：“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爵此一杯!”说着便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的忠魂永在，英名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