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周刊刊登的《应该崇尚优胜者》一文，拜读以后，实不敢苟同。该文大声疾呼“公平的竞争，必然是优胜劣汰”。“失败者必须首先自己承担责任，而不应诿过于社会”等等。在现在情况下，大讲“要向优胜者、强者致敬、学习”当然是万无一失的。何况被划入“弱势群体的失败者”正忙着为生存而斗争，既无时间，也无办法来说话，实属于有口难辩。我倒想谈谈我的看法。
究竟哪些人属于“弱势群体”
我们知道，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弱势群体”概念。这里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烈而重要的信息，弱势群体已引起政府高度关注。
《应该崇尚优胜者》—文以大量篇幅谈了“弱势群体”和“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问题。但“弱势群体”究竟指哪些人呢?该文认为“弱势群体”包括了四种情况：生理原因所致，如天生残疾、弱智以及伤残和孤寡老人；历史原因所致，如老少山边区域的地区差距；吸毒者、赌徒、懒汉、“二流子”、挥霍一空的纨绔子弟等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即失业、下岗者。这样分类，可以说是完全无视改革的现状，超越体制的区别，不看城乡的差别，不管陷入贫困的成因，实在不可思议。怎么可以把流氓、无赖、二流子等与为改革而作出了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均归入同一群体呢?
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权威人士分析，弱势群体主要指这样四类人：一、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仍没找到工作的人；二、体制外的人，即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和残疾人、孤寡老人；三、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劳动者的同等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四、较早从集体企业退休的体制内人员。他们的单位破产或效益差，不可能为这部分人交纳医疗等社会保险，他们的收入仅够吃饭，没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 %-14%、这样的规模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经多年扶贫，我国贫困人口虽在减少，但我们的贫困线标准很低，一旦与国际标准接轨，由此界定贫困人口数量还将大大增加。因此，正确对待弱势群体对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具有密切的关系，绝不可等闲视之。
弱势群体的产生及其成因弱势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其具体成因多种多样，而体制转变不到位，则是弱势群体形成和突现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体制发生变革以及某些制度不完善不到位，使弱势群体逐步形成并充分显露。
第一，就业制度的改革及变动，使隐性状态的冗员显性化，而且还增加新的城镇就业人员，导致失业人群的产生：①部分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创新、技术革命，合并重组或破产兼并等形成冗员分流和劳动者失业；2农村劳动力进城，造成部分城镇劳动力失业，也有某些进城农民成为失业者；3所有制结构调整，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抑制了劳动力粗放型投入，降低了就业水平；4更由于人口增长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加，再加经济结构升级，对外开放扩大，劳动需求总量相对减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的广大失业人群中相当部分成了贫困人员。
第二，收入分配渠道的多元化及分配制度的不规范，形成了收入分配上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效应。分配制度的变革及不完善，使强者不仅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得高收入，而且通过各种隐性渠道获得高收入，而本应在强者、弱者之间分配的收入，由于分配制度不完善，很多场合被强者抢占，从而加剧了弱者的贫困。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不规范以及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缺陷，使一些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城镇人口得不到必要的及时的救助；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进城农民均谈不上任何保障，只能听天由命。有的地方对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更是有名无实。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改造的进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必然有一些企业被兼并，一些行业被淘汰，致使大量工人下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后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他们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到年关岁末，还拿不到血汗钱。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弱势群体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大锅饭体制下“穷光荣”“越穷越革命”成为时尚所造成的，而是与转型期体制变化及其不完善不到位密切相关。由于社会重大变革造成的后果，由一部分社会成员承担，他们为此付出了“改革成本”，作出了贡献。而有些人无视这一现实，还乱加罪名于他们头上，把服从改革需要而下岗、失业的人员视为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甚至把他们与懒汉、二流子归入同一群体，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平的。
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主体了吗?
该文中说，“贫苦人口正在成为少数，而且越来越少，而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社会主体”。
然面，现实状况又如何呢？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由于经济二元结构矛盾的存在，“三农”问题十分突出。为此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弱势的农业和农民实施相应的保护和扶持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五个坚持”“五个统筹”，提出全面、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经济的问题。因为只有占中国70%以上的农村人口实现了小康，才是真正意义的全面的小康。为什么作者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竟然熟视无睹呢?
再看看，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相当长时间内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我国正面临着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三方矛盾交织的困难局面。按国民经济增长7%左右测算，全年只能新增就业和补充自然减员10O0万人，而年度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差额在1400万人左右。另外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加40%，需要安排就业；在农村，尚有1.5亿富裕劳动力需要转移。
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弱势群体不断扩大。而弱势群体的扩大实质上反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一差别的扩大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是党和政府承认的事实。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差别；同样，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发展，必须把差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注）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迅速上升到0.467，略高于美国的0.41，大大高于西欧诸国。这表明，在短短十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在社会公平程度上，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反处于劣势。在市场竞争中，那些具有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人日益成为强者，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于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弱势群体如果长期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和基本保障，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个稳定型的社会，更谈不上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
改革开放多年，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这是事实。但与西方国家40%的比例相比较，还有较大距离。据专家测算：至今中国中间阶层的比例大约占18%不到，即使今后以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来计算，达到西方国家比例至少还要20多年。从以上情况来看，该文作者对我国社会现状的判断和估计，究竟是否切合实际，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既要“访贫问苦”也要“访能问贤”
该文作者向领导人建言：“‘访贫问苦’是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一个优良传统。在贫苦群体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是党和国家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发展，贫苦人口正在成为少数……领导人的观念必须与时俱进，特别是社会媒体舆论更应该多多报道各级领导人“访能问贤’。”
我们党的领导人，从来是既“访贫问苦”又“访能问贤”。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早在陕北时，根据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言，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区实行“精兵简政”，并把此事写进《为人民服务》中。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和新闻媒体对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能手、科学家、专家学者、优秀的企业家，都是尊重和关爱的。因为，他们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之所以急急乎献计献策，要领导人“与时俱进”，显然是要领导人对“市场竞争中成功崛起的民营企业家”也要“关怀、致敬”，“求教问政”。新兴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固然值得重视，但是，崇尚优胜者，又何必要奚落“访贫问苦”呢?难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上任后多次深入农村老区、灾区、下岗工人家庭访贫问苦，是没有“与时俱进”吗?
部分先富到共同致富
要解决转型时期弱势群体问题，从根本上讲，还要靠政策调整：从以部分先富为政策重点，转向以全体共富为政策重点。邓小平同志讲过：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是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打破积习已久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他还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予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予盾也会发展，不能出乱子。”(《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对于什么时将以共同致富作为中心课题呢?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项)
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是部分先富到共同致富必须考虑的决定因素，也是学习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必须领会的精神。
注：基尼系数，表示社会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提出，故称。这一系数数值在0与1之间，数值越大，分配的不平均程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