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用刑残暴毒辣
就在这天的半夜里，我正睡得迷糊，突然进来一个卫兵把我拉起来，押到审讯室。水岛他们两人正气势汹汹地坐在那里。一开始仍要我承认是共产党，并要我讲出进行过什么活动，同党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哪有什么活动。他们两人就轮流用一根竹片绑成的棍子劈头盖脸地毒打我，一面打一面问：“说不说，说不说?”我用双臂护着自己的头，竭力忍住疼痛，只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打累了，水岛又把我拖到外面院子里，使出他练“柔道”的解数，把我当做麻包，东一下西一下地往地上摔，摔得我浑身是伤，骨头都快散架了。然后又把我拖进屋里，在纸上写了一个“蒋”字，对我大吼道：“说，这是谁?”我一看心想糟了，有人把蒋少华供出来了。但转念又想，还不要紧，蒋的地址只有我知道，只要我顶住不说就没有事。我就假装糊涂，说：“蒋是谁，我不知道。”立刻我被扇了无数耳光。水岛又在纸上写了“蒋少华”三个字，问我：“他是谁?”我就说： “噢，蒋少华是我的朋友。”他立刻追问：“那你说，他住在哪里?把地址写下来!”我说：“我不知道他的地址。”他跳起来问：“什么!那你怎么和他认识的?”我冲口说了一句：“我是和他在马路上认识的，他从没有告诉过我他的住处。”就这样我反反复复地咬住这句话不放，任他们怎么打骂，就是不改口。这两个恶魔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剥去了我的上衣，先用点着的香烟烫我的两臂和前胸，看我仍不松口，干脆用打火机烧我，皮肤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到后来痛得神经麻木，竟感觉不到什么痛楚了。
最后他们拖我到自来水龙头旁边，缚紧我的双手，把我放倒在下面一块木板上，龙头上插了一根橡皮管，水岛手里拿着那根皮管，再一次恶狠狠地问我：“说不说?”我看着他那张狞恶的丑脸，憎恨之极，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眼前出现了被他们用四根大钉钉住手脚的农民的惨象，不觉怒火中烧，心想你们这帮混蛋的末日就快到了，还逞什么凶狂!我咬紧牙关，说了“不知道”三个字，就横了心再也不说话。皮管的一头立刻塞进了我的嘴里，水岛拧开龙头，急骤的水柱直往我的喉咙冲来。但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这种灌水方法看来势头凶猛，似乎立刻会让人窒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鼻子还可以呼吸，我用舌头顶住皮管的口子，水就基本上流在嘴外，进到喉咙里的只有极少部分，可以承受得了。但为了迷惑他们，也为了试探他们是不是真的要整死我，过了一会儿，我就紧闭双眼，假装被灌得昏死过去。耳边只听见他们还在大吼大叫：“说不说?说不说?”见我这副样子，他们立刻把皮管从我嘴里抽了出来，把水关了。我知道他们并不真要把我弄死，心里有了底，就睁开眼睛假装醒了过来，就是不说话。皮管又一次插进我的嘴里，拧开了水龙头，过了一会，我又“昏死”过去，如此连续了两次。我听见这两个家伙用日语叽哩呱啦地交谈了几句，大概对我已不抱希望。水不灌了，把我拖了起来。我浑身湿透，到处是伤，两腿发软，站起来又摔倒了。我就自己爬起来在地上坐着，听候他们发落。他们见我已无法走路，就解开我的双手，让我穿好上衣，一边一个夹着我一路拖回牢房。我被折腾了近三个小时，这时天已亮了。
相互串供巧妙应对
我虽全身疼痛，两臂肿得很厉害，但终于挺过来了，心情反而很好。
第二天我们又被叫出去做苦工，我勉强能活动，吴锦初也出来了，只是仍不见肖传芳。我们干的活是拉碾子压路，这给了我们可以凑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极好机会。我们五个人共同拉着一个石碾子，避开监工的卫兵，在路上拉来拉去，先是谈情况，对口供，然后分析研究对策，大家把事情的原委都基本摸清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日寇宪兵队到底为什么要抓肖传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给肖安的“罪名”是“共产党分子”。我们都是因他的关系被捕的，所以都被看作是肖的同党。除张文俊外，我们四人都受过刑，轻重不等：余声一次，王辉和我各两次，吴锦初最多，六次。张文俊所以没有受刑，是因为审讯他时水岛这家伙腰上挂了一把指挥刀， 他逼张供认是共产党，张刚说了个“不”字，水岛突然“喇”的一声把那把闪闪发光的指挥刀拔了出来，装作要劈人的样子，张文俊以为要砍死他，惊得仰天倒地吓昏过去，好一阵才苏醒过来。从此敌人就把他搁在一边，干脆什么也不再问他了。
我们谁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或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谁也没有提到过时事学习会的事，只说是文艺社聚过会。我请他们以后注意绝对不要讲出时事学习会的任何情况，因为这属于政治活动，讲了对大家极为不利。我们分析特务从张文俊家拿走了文艺社的几期刊物，这上面都有我们的名字，这个事实无法否认，也不必否认，而且正可以顺水推舟。因为刊物上没有政治方面的内容，都是诗歌、散文、小品一类的文艺作品，还有文艺社成立宣言、章程等与政治无关的东西。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承认办过文艺社，写过文章，出过油印刊物，进行过聚餐聚会等一般活动，但没有什么政治动机，更未从事过任何政治活动，包括肖传芳在内，我们都是无辜的。决定以后谁受审时，就都按这个口径去说。
经受考验终获自由
这一步棋看来我们走对了，宪兵队当局大概也正在为自己如何下台阶等寻找借口。隔天下午，水岛又把我叫到审讯室，和前两次不同，不那么凶相毕露，也不再要我供认什么共产党了，只是问我文艺社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按我们商量好的话一一对他讲了。他哼哼了两声，没有再追问，就把我带回牢房。在经过一间打开着门的房子时，我意外地看到正在老虎凳上受刑的孔另境先生。孔是茅盾的妻弟，一位著名的文化人，我和他认识。后来才知道，这个日寇宪兵队当时抓来过不少包括柯灵先生在内的上海著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他们都受过刑，不过后来也都被释放了。
后来我们知道，肖传芳是因受一个汪伪特务诬告而被捕的，前后共受刑二十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敌人把他当作要犯，认为抓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肖在受刑到无法忍受时曾按照小说书上的情节，编造了一套假口供，让敌人扑了几次空，所以苦头吃得最多也最重。因他的案子受连累被捕到这里的不止我们五个人，还有和他一起办义务夜校的四个老师。因此之故，他内心十分痛苦，并认为自己已无生还希望，曾吞下自己的眼镜片想自杀，结果没有成。应该说他是我们中受害最深的，我们都很同情他，并没有因为牵连了我们而怪罪过他。在我被捕的第八天，和我同牢的那个姓王的难友被释放出去了。我也换了一间牢房，和一位同属于肖传芳案的姓金的义务夜校校长关在一起。我和他不认识，他看起来比我还年轻，情绪消沉，正处在绝望的痛苦之中。我告诉他目前的局势对我们有利，我们有可能获释，鼓励他不要灰心。
过了两天，水岛从几个牢房里把王辉、余声、张文俊和我叫了出来，要我们带上自己所有的东西，我们预感到要获得自由了。后来他又把义务夜校的四个人包括和我同牢房的金校长都叫出来，让大家排好队，临走时才又叫了吴锦初，这是水岛故意作弄他。我们一共九个人被带到一间像会议室的大屋子里，水岛收起他那副狰狞的嘴脸，对我们“训话”，说什么宪兵队今天决定释放你们，出去后你们要安分守己，老老实实， 不要再搞什么活动；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做事，如果你们的老板为难你们，要辞退你们的话，尽管来找我好了。意思是他可以给我们作主。大家听了心里都在冷笑。他开了一张九个人的释放证交给我们，这是出门时让门卫放行的。就这样，我们各人捡回了一条命，走出了这座魔窟地狱的大门，回到了人间。肖传芳没有和我们一起释放，在里面又被关押了二十多天后才获得自由。
一回到酒精厂，我立即打电话给杨孟亮，告诉他我已获释的消息，并要他转告陈波涛。当天晚上，杨就赶来看我，我们劫后重逢，惊喜交集。三天后，陈波涛来到我厂里。我把宪兵队这十天经历和遭遇详详细细对他讲了一遍。他勉励了我一番，说我经受住了一次重大考验，要我好好休息， 把伤养好，并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快要来临了，现在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他最近特别忙，等过一阵会再来看我和我详谈。这之后，陈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并领导我工作。1946年4月经他介绍，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出狱两个月后，恶贯满盈的日寇投降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