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十月革命节刚过，我们五个从上海撤退到淮北解放区的地下党员，都领到了崭新的新四军军装。
我们是那样地兴奋激动，一个个脱下了旗袍、大衣、皮鞋、洋袜，互相帮着戴正军帽，学着行军礼。严峻的考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等待着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大学生。
当时，我是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四年级的学生。当一个女工程师，是我从小的梦想。入大学以后，我对所学的科目都有浓厚的兴趣，即使在入了党，并担任工学院地下党分支部书记以后，仍能保持优等成绩。按说，我次年夏季就可以领到文凭，并拍一张穿黑披风、戴方形帽的“学士”照，然后留上海工作。但是由于日本特务的追捕，党组织紧急决定将我们撤到解放区。代替学士装，我穿上了新四军的军装。我远离繁华的上海，来到洪泽湖西的一个荒凉的乡村小集镇——安徽省泗县的半城镇，这是新四军四师师部所在地。
我们在四师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因为这里贫困偏僻，缺少外来的知识分子。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都亲自接待我们。我不无遗憾地告诉彭师长，我的专长是土木工程，只因生不逢时，才放弃了科学，投身于革命。彭师长安慰我道：“将来解放区也要建设，你还是有机会当工程师的。”我们很快就安定下来，甚至对种种厚待也感到心安理得。我们庆幸能逃脱敌人的魔掌，置身于解放区温暖的怀抱。我们仿照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调，唱着自编的歌词：“……遇到了一位好师长，请我们吃肉汤，拿我们把客当。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上战场……”一切都是那么轻松愉快，直到在一个露天晚会上，我们受到几位老战士的不客气的教训。他们也是上海人，当时坐在我们旁边。他们直率地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你们这些‘洋包子'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你们什么也不懂。我们都是过来人，看到你们那种自高自大的神气，使人感到好笑，快清醒清醒吧!”他们的话给我们当头一棒，紧接而来的现实生活使我们很快清醒起来。
我们参军不久，就遇到日本鬼子的“扫荡”。敌人对我淮北解放区进行“铁壁合围”。领导决定暂不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五人编成—个班，跟着师政治部的后方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开始了晚上行军、白天隐蔽的游击生活。我们这个班受到特殊优待，只要求背上自己的背包和书包，颈上挂着自己的干粮袋，腰间别两颗手榴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吃不消。记得有一天晚上，月黑风大，在稻田梗上急行军，我们五个人共摔了十跤，而我一人就摔了五跤。越摔腿越软，心越急，只恨自己不争气!在这时候，情不自禁想起家来：在这样寒冷的夜里，家里该是多么温暖舒适啊!像我这样的人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我咬紧牙关，苦苦坚持，总算在火与血的考验中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关。
反“扫荡”胜利后，我们重新回到半城镇。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同志来看望我们，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必须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要自觉补好这一课。”最初，我在师部附近的领导机关当文化教员。我第一次认识并和战士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中有见多识广的老炊事员，有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有聪明活泼的小勤务员，他们是战士，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在我教他们学文化的同时，他们全心全意地教我各种农村知识，在短短一个月的工作中，我得到的远超过我传授的。这可算是我在“中国农村大学”的第一课。
1943年春节刚过，我被分配到泗五灵凤县(位于安徽省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四个县的边界地区)的浍南地区办学。我们的任务是以办学的方式争取当地的知识青年，使他们不致外流到淮河以南的敌占区和津浦路西的国民党区。由于那里的环境很动荡，随时可能遭敌人突袭，我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当地农村妇女的衣裤。
我在浍南分校的职务是教员兼党支部书记，就是要在学生中创建党组织。我们的校址选在群众基础较好的陆家庙村。我寄宿在一位大嫂的屋里，她的丈夫在外地，有一个9岁的男孩。我就和他们娘儿俩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还吸引了邻舍的年轻妇女。每天晚上，我教她们识字唱歌，还帮她们绣枕头，绣鞋面；她们给我讲当地的传说，教我唱民谣。大嫂还嫌我从县里穿来的衣裳太“土”了，给我缝制了淮河沿岸较“时髦”的合身袄裤。
我们首先是到四乡去动员学生。我们一亮学历，大家很信服，认为“字码子深”，学生踊跃报考。我教语文、物理、音乐。我们现编教材现教，虽然我对音乐从未入门，也都对付下来了。我在分校的“第一课”是如何搞饭吃。当时正值春荒，粮食柴草紧张，有时饭吃光了，学生仍围着锅叫没吃饱。真难啊!
1943年秋，淮河发洪水，堤防多处决口，淮河沿岸的许多村子被淹了。这些地方是两面政权，有时敌人来，有时我们去，现在人民遭灾，哪个政府来救灾度荒、修复堤防呢?1944年开春，淮北区党委毅然决定，由人民政府以工代赈，领导人民修复淮堤。我暂时离开学校，参加修堤工作。县里成立了淮堤指挥部，我负责技术工作。我们的工程包含修复当地的淮河土堤和北淝河入淮口的闸。从测量、设计、监工、验收、结账，都由我主办。工程将结束时，对岸敌伪的水利技术人员来我们工地参观。当他们见我用算盘计算时，其中的一位先生拿出计算尺说：“我来帮你算吧。”我拿过他的计算尺说：“谢谢，我自己算吧。”啊!离开计算尺一年多了，想不到在解放区又摸到它了。
1944年暑假，我参加了震撼灵魂的整风学习。学习刚告一段落，我调到了淮北行署任水利科长。我又回到半城，又穿上了军装。那年秋冬，我在解放区到处奔波，各县都在人民的热烈要求下兴修水利。我感到似乎已找到了自己的终身职业。我想起了亲爱的父亲，他在美国学习水利，回国后因不能应付国民党官场的贪污腐败，终于放弃了水利，改行到工矿企业搞建筑工程。而他的女儿却在共产党领导下拾起了父亲的本行。
正在我高兴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悲痛的消息：彭雪枫师长在扩大解放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敬爱的师长，您曾预言我将在解放区当工程师，我却不能在半城再见到您了。
区党委决定修一座抗日烈士纪念塔，纪念淮北解放区全体阵亡将士，彭师长的墓就安在塔边。行署建设处将工程任务交给我，并从新四军三师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是艺术家鲁莽，一位是泥瓦工人陈师傅。我们将修建一座用条石砌成的正方形塔，塔顶上站着无名战士铜像。彭师长的墓庄严朴素，墓穴内用砖砌，表层为水泥沙浆。
我们从洪泽湖大堤附近请来了石工和两位石工师傅。他们初来时比较傲气，瞧不起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四军战士，特别是我这女科长。记得在基坑挖好，砌筑第一层石块时，他们婉转地告诉我奠基时的忌讳，凡生肖属这属那的人，当天不要下基坑。我立刻意识到，最忌讳的还是妇女啊。我自觉地找个借口，当天未下基坑。经过这一段施工，他们看到我的设计还可以。在塔将封顶时，他们遇到了超出经验的难题，只得求助于我。我制成了木样板，解决了问题。当加工好的石块吊上塔顶时，他们热情邀请我上去指导施工。我爬到塔顶，心里想，妇女还是可以用自己的聪敏才智和不懈努力争取到社会地位的啊!烈士纪念塔建成不久，抗战就胜利了。我被调到苏皖边区水利局任工务科长。1946年秋，我被调到华东军区兵站部任交通科副科长，以后到华东野战军任前方工程处长。我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为军队修路架桥当工兵。直到1948年底，我军转入战略反攻，我被调到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又回到水利本行。当我赴任时，黄河河务局的群众传说着：“来了一个新四军女兵。”确实，我已从刚脱下旗袍，一夜摔五跤的不合格的新四军女兵，变成一个能健步行军，能骑马奔驰，合格的新四军女兵。
全国解放后，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是，在各个层次的岗位上，我深深地感到，我的能力来源于两个阶段的教育：一是大学教育，一是在新四军所受的教育。在当新四军女兵这个阶段，我有了坚定的革命人生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以及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这都是我在大学中未学到的。
在新四军当女兵，是我人生的重要一课。
(摘自《铁流——铁军巾帼谱》)
(作者为原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