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与“华指”的成立

抗战时期，华中地区的地域范围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全部，和河南、湖北、浙江、湖南4省的一部分，面积约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在1亿左右。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经济命脉所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规模进犯我国内地，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中，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为我党在华中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

东进，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向

新四军组建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总揽全局的考虑、部署。毛泽东在指示八路军大踏步推进华北敌后的同时，要求组建不久的新四军离开皖南东进，开赴苏南境内的茅山山脉，继而扩展到苏南苏北更大区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38年春，陈毅和粟裕率第1、第2支队从皖南岩寺地区东进江南苏皖边敌后地区，高敬亭率第4支队由皖西霍山东进皖中敌后地区；同年秋，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河南竹沟地区东进豫皖苏边敌后地区。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和防范，更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影响，新四军没能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军部偏安于皖南一隅，“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很小、很慢，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鉴于此，中央和毛泽东十分着急。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消长江局，建立中原局、南方局，明确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

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为了向东作战，陈毅指挥第1支队第6团以“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名义，从茅山地区东进苏常太、澄锡虞地区，一直打到上海近邻的虹桥机场；罗炳辉率新成立的第5支队东进津浦路东地区；张云逸率江北指挥部部队由皖中地区向皖东地区发展，创建了跨越津浦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11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安徽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并向中央报告了发展豫皖边区工作的意见，提出“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11月19日，中央对华中工作发出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部队的区域，均应坚决地尽量地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12月上旬，刘少奇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皖东定远县藕塘镇，在这里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分析形势，统一认识，认为“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

1940年7月上旬，新四军挺进纵队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组成苏北指挥部，在争取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中立的情况下，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于7月下旬东进泰兴黄桥地区，全歼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89军和独立第6旅，并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直下苏北重镇盐城。为支援华中新四军，黄克诚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八路军第2纵队于6月27日南下越过陇海路，到达新四军第6支队驻地安徽涡阳县，之后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7月底，黄克诚率部向津浦路东开进，8月初到达皖东北地区，组建八路军第5纵队，随后东进苏北，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0月上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移师海安，其北上部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先头部队在大丰狮子口胜利会师。

新四军东进正值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形势异常严峻的时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新四军东进决策，对于凝聚力量、夺取抗战胜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只有东进，实施战略展开，新四军才能更好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寇；只有东进，新四军才能与敌后人民群众相结合，领导开展人民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侵略者；只有东进，新四军才能摆脱国民党的掌控与限制，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升自己，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从根本上改变抗日战场的态势。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38年至1940年，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东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在华中敌后战场上形成了新的全民抗战的态势和氛围。新四军也从组建时的1万多人发展到1940年底时的9万多人（含八路军第4、第5纵队3万多人），实际增加了5万多人。

碰撞，东进路上激起的涟漪

新四军东进，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的效果，但在东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新四军领导层对东进的认识不统一。由于“项英同志在皖南的工作，只顾与国民党的联合，而一切服从其限制。依赖国民党不会消灭他，不愿或不敢到敌后去发展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客观上影响了新四军东进的步伐。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留恋大别山根据地，消极对待中央的指示，4支队主力很长一段时间在淮南路西地区徘徊不前，迟滞了新四军东进的步子。

二是新四军东进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指挥体系紊乱。新四军成立时，军部及1、2、3支队均在皖南，4支队在皖西立煌县（今金寨县）。1938年下半年始，这4个支队沿长江南北向东挺进，经过三年的发展，新四军抗日烽火已在苏、浙、皖、豫、赣 、鄂大地上熊熊燃烧，特别是在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南等地陆续组建了抗日队伍，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而仍处在皖南敌顽包围之中的新四军军部已难以领导和指导华中敌后的抗日力量。

“华指”，新四军历史的必然选择

为了解决新四军内部在东进问题上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组织问题及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问题，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38年、1940年中央先后给项英和东南局下发了两个“五四”指示，要求新四军主力要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明确了新四军主力挺进敌后的步骤和任务。在第二个“五四”指示中，针对项英的“江南特殊论”，指出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针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严正提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强调“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是必须建立这种政权” 。

为协调东进指挥问题，受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发展华中的指示，向军部领导人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尊重并确立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对项英进行了批评。中央还先后派遣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等到4支队加强领导。1939年中央决定“以陇海路为界，路南的部队及地方党无论在指挥上及建制上概归中原局管理，八路军115师在路南发展的地方武装全部交中原局”。1940年6月22日，刘少奇致电延安，为统一对华中各部的领导，建议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

1940年10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江北军政干校大部分学员和江北指挥部一部分干部共1000余人，从皖东前往苏北，于10月31日到达苏北阜宁县的东沟镇，与黄克诚率领的南下八路军会合。11月7日，刘少奇在黄克诚陪同下经盐城抵达苏北指挥部驻地海安，与陈毅、粟裕会面，共商华中抗日大计。

此时，华中我党领导的部队已有陈毅兼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4纵队，以及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第5纵队等。11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计，提议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并增补为中原局委员；如叶挺到华中任总指挥，陈毅副之。1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批准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华指”），叶挺和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胡服（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明确“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

“华指”的成立，使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武装形成了一个整体，实现了统一指挥，同时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脱离了国民党统治区，摆脱了国民党的监视和控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华指”的成立还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有效地增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当局置大敌当前于不顾，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遇害。但由于组建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中央沉稳应对，1月25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华指”基础上，重新组建了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出任军长（代）和政委。从此，我军虎啸深山，龙吟大海，在华中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抗敌斗顽的活剧，弹奏出一曲曲气吞山河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