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抗日的亲历者

施光华出生于1919年8月，原名温荣涛，浙江平阳水头镇人。1938年4月初，他从家乡赴上海参加中央特科，成为中央特科外围组织“上海市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会”）成员；不久，转入到新四军部队，从此转战驰骋于江南多个地区。他亲历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组建全过程，并在“江抗”西移北撤后以阳澄湖36位伤病员为主所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工作过，还亲历了新四军东进期间的多次战斗。施光华生前曾在《大江南北》等红色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追述当年他亲历的、充满激情的战斗回忆文章，被誉为“江抗”历史的“活化石”，解读“江抗”的“活字典”。他于2023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105岁。

悄然离家  照片留言母亲

施光华在家乡水头镇小学毕业后辍学，时常与多位追求进步的同学、同道相聚在一起纵论天下事，对当时社会现象总感到有着许多难解的疑团。在阅读了毛泽东、鲁迅、高尔基、邹韬奋等人的进步书籍后，思想受到了启迪。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施光华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同道，自发组织了抗日流动宣传队，凭着一股热情，奔赴山门、凤卧等地，到粟裕、刘英的红军根据地宣传演出。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施光华耳闻目睹日军的残暴行径，无比愤慨，激发出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的满腔热情。这时恰好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再次来到闽浙游击区。为培养抗日救亡骨干，这支部队于1938年初创办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施光华闻悉，急不可待地报了名。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校方宣布全体学员与红军挺进师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

正在施光华满怀激情地准备出发时，恰巧遇到了同乡杨进（原名林怡）。杨进是受上海中央特科组织委派专程到粟裕部队传递党的文件的。中央特科领导机关于1935年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主持中共地下工作，保持与瑞金党中央的联系。杨进一见到施光华后，就动员他与自己一起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

杨进向施光华简要介绍了有关中央特科和中央特科所成立的外围组织 “武抗会”的情况。施光华听后，问杨进：“要我到上海去做什么呢？”杨进对他说：“到上海后，我们要做团结争取并改编敌后抗日游击队的工作，使他们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实际上是承担着扩大新四军的任务。”就这样，施光华跟着杨进到了上海，随后又成为 “武抗会”的成员。

施光华在秘密离家前，想到母亲不见了自己，会异常焦急和牵挂，于是找出一帧照片，给母亲写下了一段话：“我是中华民族的。处此整个时代将要翻滚的时候，我只好把自己献给伟大的民族……”

参加特科 见证“江抗”组建

来到上海，使施光华感到幸运的是，先于1935年5月就参加特科并成为“武抗会”领导的何克希，成了他的直接领导和忘年之交。何克希十分关心施光华，常常在紧张工作的间歇，向施光华讲授有关抗日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又给了他一本已经破旧的书，内容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有关八路军政治工作、开展灵活机动游击战的谈话和报告。何克希还不时了解施光华的工作学习情况，鼓励他要坚定不移地走好革命道路。施光华直到晚年还是无限感激地说：“何克希是我在江抗的第一位领导人。我在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得到了他的悉心教育，受其深刻的熏陶。”

施光华到上海半个月，何克希要他一起前往苏北淮安执行任务。原来淮安有位曾任广东督军的老先生尹卜瀚，愤于日军横行家乡的累累罪行，有志抗日，恳请我党派人去协助并领导组建抗日武装。何克希、施光华一到淮安，就察觉到当地的国民党三青团在暗中盯梢。为摆脱可能发生的危险，尹卜瀚当即秘密雇了条小船，陪同何克希、施光华返回了上海。这次到淮安，虽因情况有变未能完成预定任务，但对施光华来说，经受了一次锻炼。而尹卜瀚有感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的决心，毅然辗转到了大后方，一直保持着与我党的联系。

1938年5月，梅光迪在家乡江阴西石桥组建了一支澄西抗日游击队，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同乡缪谷稔寻找党的关系。缪谷稔是中共特科人员，向“武抗会”汇报后，组织派出了何克希前往梅光迪部帮助整顿。临走之前，何克希告知施光华：“有位老缪同志会来找你。”

未过几天，老缪果然来找施光华，通知他前往江阴西石桥去找梅光迪的澄西抗日游击队。施光华辗转来到西石桥时，遇到了何克希。何克希这时已经是中共澄锡虞工委书记，正在领导和帮助整编梅光迪澄西抗日游击队。同时，何克希又将从上海和本地前来参加游击队的爱国青年40多人组织起来，办起了一个青训班，主任是与何克希同来江阴西石桥的李一平。何克希要施光华到青训班担任学员的培训工作。在青训班，施光华除了写讲稿、向学员讲述有关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统一战线理论外，还要摘录相关文章和战场捷报，编辑刻印《快报》等。

1938年9月中旬，施光华回到梅光迪澄西抗日游击队，随队伍到达茅山根据地。这天的深夜，因白天长途行军疲劳，正要入睡，李一平匆匆找他，说何克希要他们马上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去，陈毅要与上海来的同志见个面。施光华一听，疲劳顿消，遂与李一平一起来到一所大瓦房里，见陈毅一面抽烟，一面在与何克希交谈。何克希要求陈毅给他所带来的澄西游击队一个新四军的番号。陈毅听后明确表示：“那不行，因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新四军向京沪（即宁沪）铁路以东发展，你们用了新四军番号，就要受人家的限制。”经陈毅这样一说，大家也就明白了。那么，部队用什么番号呢？何克希想起李一平等在东北时，所在部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就向陈毅建议能否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称？陈毅一听拍手称好，当即拍板说：“你们江阴来的游击队就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三路。”接着他又说：“所以称第三路，因为以后还可以有一、二、四、五、六路。”第二天，陈毅专门开会，正式宣布“江抗”三路的领导成员名单。施光华被安排在“江抗”三路政治处任干事。 

辗转江南  发展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江抗”三路就在茅山新四军一支队驻地，开始了严格的正规化的整训。11月，施光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部队奉命转移到武进、无锡交界的戴溪桥和陆区乡一带休整。这时，何克希交代施光华速回上海，并嘱他走时顺带一封密信给已在梅村邓本殷抗日游击队任党代表的陈达（化名，即杨进）。1938年12月的一天，施光华赶到梅村，按照何克希交代，先找到了失去组织关系的大革命时期党员、时任梅村小学校长陈枕白，通过陈枕白找到了陈达。施光华将密信交给他后，根据何克希的指示，向陈枕白、陈达传达了“江抗”即将东进的信息。

施光华绕道回到了上海后，“武抗会”就通知他和其他五六位同志一起到吴江。之后又有一批新参加“武抗会”的上海青年工人、店员、学生也到了吴江，约有20人。施光华到吴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已于1938年春先期到达吴江地区的丁秉成，开展扩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工作。根据上海党组织的指示，1939年春在吴江铜罗（严墓）车家坝成立了中共吴江支部，支部书记丁秉成、宣传委员施光华、组织委员张琼英。随后又成立属中共吴江支部领导的“武抗会”吴江支部，由丁秉成、施光华、张琼英等5人组成支部领导班子。 

中共吴江支部通过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成功地争取和利用吴江县政工队，作为“武抗会”在吴江开展工作的立足点和训练发展“武抗会”成员的场所。在上海党组织的帮助下，秘密搞到了一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和有关文件，还有艾思奇的哲学书籍，以及苏联的革命文艺小说。施光华通宵达旦地阅读这批材料，并准备讲课内容，给学员上课，课余组织学员进行时事政治讨论；在学员冒出思想问题时，对症下药、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中共吴江支部通过1939年和1940年两年间的培训，陆续发展的一批“武抗会”成员都有相当的素质。他们先后加入了共产党，陆续成为党的优秀干部，有的受党支部的派遣，以“武抗会”成员的名义打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的两个常备队，与士兵交朋友，做细致的争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施光华与“武抗会”成员还利用吴江县政工队场所，采取演讲、教唱抗日进步歌曲、办识字班、演出活报剧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激发人民群众抗日热情；同时，还安排了“武抗会”成员前往有关乡，以协助乡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名义，深入到农民中开展广泛宣传发动工作。

就在吴江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的时候，丁秉成不幸牺牲。而“武抗会”在政工队的活动已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上海党组织紧急指示施光华与张琼英，吴江的“武抗会”成员从速分批撤回上海。其后，一批青年“武抗会”成员被输送到 “江抗”部队所属的昆山抗联大队。施光华在吴江一直坚持到上海另派人员前来接替后，才撤离回到上海。

此时，执行东进任务的“江抗”部队，奉陈毅命令于1939年10月西撤至江阴西石桥整编；尔后，继续撤到扬中县，与管文蔚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合编。1939年12月，国民党企图阻挠新四军“向北发展”、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妄想扼杀还在江南的新四军。鉴于国民党顽固派猖狂的反共活动，何克希所率的“挺纵”2团，奉陈毅命令于1940年2月从扬中返回江南。3月，何克希被任命为在阳澄湖地区成立的新“江抗”司令员。

何克希在新“江抗”任职伊始，即将施光华调到新“江抗”政治处担任组织科青年干事。可不到3个月，何克希又找到施光华说：“派你到太仓做民运工作，开辟那里的伪化区。你先到冯家桥，去找国民党太仓县第五区区长浦太福，与他团结合作，一起开展工作。”说罢，他给了施光华一支小手枪。施光华心里明白，这是何克希有意让自己独当一面去淬炼成长。

施光华满怀信心，跟着向导连夜赶路，天亮后到达冯家桥，找到了浦太福。看到从部队派来一位年轻共产党员，浦太福非常高兴。施光华尊重浦太福，不仅坦诚地与他纵谈对时局的看法，而且在决定有关重要事项和处理应急情况时，都真诚地与他商量，征求和听取其意见。浦太福也很信任施光华，总是毫无保留地向施光华畅谈自己的思想认识，提出想法和建议。两人在紧张的工作中，结成了相识相知的忘年之交。

1940年6月6日，何克希奉命率新“江抗”二支队三个主力连，从常熟直插太仓，一路横扫日伪据点，捣毁伪政权，一天之内与日伪连续三战，打出了声威，为开辟太仓抗日游击区打下了基础。可是，被打得惨败的日伪军纠集兵力，层层封锁了新“江抗”返回的路段，妄图一举围歼新“江抗”二支队。何克希等首长焦急地问施光华：“有什么便捷路线可以避开敌人，使我们安全撤离伪化区？”施光华和浦太福在商定了撤离路线后，密切配合，带领300多人的队伍，深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越过敌人封锁线，顺利回到了常熟昆承湖边，彻底挫败了敌人的围歼阴谋。

太仓工作告一段落后，施光华奉命返回部队，被分配到新“江抗”教导队担任指导员。浦太福因积极要求参军也被批准到了部队，在新“江抗”教导队培训，担任了学员排长。这期间，施光华和浦太福常见面和交谈。此后两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战友情谊永驻。一次施光华参加上海战役途经太仓县城时，远远看到浦太福忙碌的身影，就猜测他在为支前工作而奔波。上世纪60年代，施光华因牵挂忘年老战友，特地专程前往太仓，看望这时已担任太仓县长的浦太福。两人纵情交谈，共叙友情，相见甚欢。

纵观施光华革命经历，在抗战的最初几年里，他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最深切的无限眷恋，都奉献给了充满战斗硝烟的江南地区；而对于苏州地区的阳澄湖，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正如他女儿施立群所说的：“阳澄湖是父亲革命的根。每次坐车经过阳澄湖，父亲都会下车仔细地走走看看，寻觅着什么。”施立群还说：“看了父亲所写的文章，才知道父亲原来曾在阳澄湖打过许多仗，很多战友浴血奋战、英勇牺牲在那里。父亲永远忘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