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指引下成长

今年8月是我母亲廖佩良诞辰100周年。翻开抽屉里一份尘封已久的简历表，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上，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这是她老人家在1956年填写的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印制的干部自传簿，记录着她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简历。本文根据这份简历整理而成，以致敬逝去的母亲。

廖佩良，1924年8月出生在江苏省灌南县廖沟镇，后全家搬迁到汤沟镇做生意。因一场大火把家里经营的杂货铺烧得精光，全家只能靠种田勉强维持生活。当地汤姓族人势力强大，常欺负外来人，到了外祖父这代，家里仅有的一块地被他们强行霸占一大半；外祖父与其论理又被大骂一顿，受尽欺压，不敢声张，直到土改运动时，才把属于自己的那块地要了回来。

母亲10岁那年，外祖母病故；15岁那年，外祖父也病故。她跟着哥嫂生活。后来，共产党人来到灌南县一带开展活动，汤沟镇活跃着一支抗日队伍，是当地早期革命者汤曙红组织起来的，专打鬼子除汉奸。那时候部队中很少有女同志，因为受封建思想影响，女人不愿参军。

在一位已参加革命队伍的汤姓女邻居宣讲下，母亲知道了共产党的部队打鬼子除汉奸，是穷人的队伍，于是冲破封建思想阻力，在1941年7月参加了新四军滨海大队（后为淮海军分区一支队二团）。我父亲程亚西曾回忆，母亲刚到部队时，部队看她年纪小，不同意她参军。滨海大队副大队长孙良浩说他知道我母亲家的情况，部队才批准母亲入伍。母亲开始在滨海大队做政治宣传员，不久被分配到卫生所当卫生员。  

由于工作认真、踏实肯干，同年9月，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地点是钱圩，介绍人是田某（女）和卢某某（女）。卫生所指导员吴芳诚带她参加党小组会，并找她谈话。因后来两位入党介绍人先后被俘、投敌“自首”，“文革”期间，在一机部上海电缆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任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被造反派说成是“假党员”，要她交代历史问题。

母亲说，她参加革命是受到党的教育，认识到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思想觉悟提高，才积极要求入党，并经组织考验发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外调人员去找孙良浩（当时他已经“靠边站”了），孙良浩听说母亲的情况后，拍着桌子，气愤地指着他们说：“廖佩良同志是共产党员，那还会是假的吗？我们在一个党小组开会，她在战争年代不怕苦累，对党忠心耿耿，你们凭什么说她是假党员？我以党性保证廖佩良是共产党员！”母亲的党籍才得以恢复。

1942年冬，日寇对新四军滨海大队所在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部队决定把所有女兵全部转移到地方“打埋伏”。母亲和吴芳诚一起被介绍到吴集区，在藕池乡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参加锄奸队，和男同志们一起打游击，并对老百姓做宣传工作。

1943年，母亲回家过年。农历正月初八那晚，汤沟乡突然被鬼子包围。刺耳的枪声打破黎明前的宁静，惊醒了熟睡的人们。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整个村庄，母亲听到枪声，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突围，但看四周全是端枪的鬼子和伪军，想走是走不了的；混在老百姓中找机会突围也不行。因部队下来的女同志都剪齐耳短发，平时用假辫子盘着假发鬏，鬼子就挨个揪女人发鬏，发现是剪短发的就抓起来。

鬼子端着枪，径直朝大院走来。因卧室是鬼子搜查的重点，母亲就跑到杂物间躲藏，但杂物间很小，无处藏身。鬼子端着枪，搜完卧室，又朝杂物间走来。脚步声由远而近，只见虚掩的木门被推开，鬼子探进脑袋，往左边张望了一下。母亲紧贴站在门边，跟鬼子近在咫尺，大气不敢喘一口。说来也巧，这时外边传来一阵枪声，鬼子匆匆离去。如果鬼子再往右边张望一下，就会发现站在门边的母亲。母亲抓住空隙，赶紧翻过土墙，奔到玉米地里躲起来，等到天黑才返回区政府。那晚鬼子突袭村庄是有叛徒告密。在突围中，有位女同志被俘，惨遭鬼子杀害。

1943年5月，母亲在藕池乡支委工作，在中队长辛国光带领下，开展地下组织工作。同年8月，她调任灌云县六区区妇联委员，具体负责梁濛乡支委工作。这个区是新开辟的，那时中心工作是组织农会、佃农与雇工向地主减租增资，群众工作比较难做，农民不敢向地主提出减租增资。母亲她们去后，亲手分粮食给佃农、雇工。有的农民怕地主秋后算帐，夜里把分到手的粮食又偷偷扛回到地主家。母亲她们就耐心细致地做这些农民的工作。

1944年2月，母亲调灌云县四区妇联，具体是做南坂乡妇女工作，同事有胡立珍（解放后任淮阴地委妇联主任）。1945年2月，母亲调曙红区担任区妇联主任，在县委党校整风学习，两个月后回区委妇联工作。1946年，母亲担任曙红区妇救会会长，春季参加锄奸，夏季参加土改。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北根据地。为了避开敌军锋芒、保存我军实力，上级决定北撤，就组织区乡妇联干部，带领有小孩的女同志和负伤的男同志，跟着灌云县六分区二大队一起向北撤退。1月的苏北正是寒冬，部队越向北走越冷。母亲身穿灰布棉军装，头戴军帽，顶着凌厉的寒风，踩着残雪，一路风餐露宿，仍迈着坚定的脚步、带着不到两岁的儿子紧跟队伍。白天，她组织妇女行军，晚上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在艰苦环境下，靠着顽强的意志，先到山东威海，最后到了大连。母亲被分配在辽宁省纺织厂担任组织干事，1948年回到华中。

1949年春，母亲在淮阴地委党校学习；1951年1月调吴集区担任区妇联主任；1954年8月调华东大区财委二办，同年被分配到公路运输部上海第三勘察设计院肃反办公室工作；1972年在上海机电产品设计院技术研究室任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她都带病坚持工作，终因积劳成疾，过早离开我们。回忆过往，母亲慈祥的笑容历历在目，亲切的话语仍在耳旁。她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