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说不完的历史神奇故事，长征的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许多宝贵的财富。历来纪念长征的文章，占篇幅较多的是关于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战役。肖华在《长征组诗》里有“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名句。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一诗里也有“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的名句。诗词是文学艺术语言，是对史实的高度概括，实际情况比诗里写的复杂艰难得多：一是敌人重兵紧追不舍，党和红军千折百回，始终难以摆脱危险；二是遵义会议精神并非一下子就能顺利贯彻，领导层的争论仍然很激烈。
长征中，党和红军遇到的是三大问题：一、红军应向哪里转移，即“三军今日奔何方”？二、仗应该怎么打，打哪一股敌人，打和走的关系怎样，谁来指挥？三、红军落脚点应选在哪里？毛主席在长征前曾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撤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遵义会议上又被补充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博古、李德已失去指挥权，但在领导层对作战、指挥问题上仍有许多争论。在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毛主席还曾遭受到三次挫折和磨难。
第一次，在土城青杠坡战斗。红军从遵义北上，准备渡长江和四方面军会合。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毛主席、中革军委决定歼灭土城、赤水的川军模范师。红军打得很英勇，朱总司令也亲自披甲上第一线。因为情报掌握有误，对敌人兵力、战斗力估计不足，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敌人大部队又迅速增援。毛主席当机立断，撤出战斗，暂时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一渡赤水河，寻找战机。指挥员中有人不理解：“怎么换了领导仗还是打不好？”也有人有埋怨情绪。博古在会上也讽刺说：“看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行。”
第二次，在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之后。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歼灭击溃敌两个师又8个团，应是更容易统一思想。但在接下来对打鼓新场贵州部队要不要打的问题上，争论不相上下。彭德怀、聂荣臻主张打，其他同志也表示赞同。只有毛主席一人，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即使消灭了地方部队一个旅，也无法打开贵州的局面，搞不好容易陷于被动。因为说服不了大家，他表示刚被任命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不干了，会议也真的同意他不干，等于又一次撤了他的职务。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同志商量。得到周恩来支持，再讨论，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改为打茅台渡口以南鲁班场周浑元部，周部刚到达部署追堵红军，战斗非常激烈。现在鲁班场红军烈士墓碑上刻有“万里长征涌铁流，鲁班鏖战气吞牛”的大字。红军歼敌1000多，我方伤亡1000多，其中牺牲489人。战果不理想，党和红军放弃了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改为三渡赤水河。鲁班场一战，使周浑元部不敢轻易出动，红军得以顺利地从茅台渡口过赤水河，调敌向西。
第三次，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调出滇军、巧渡金沙江（长江上游）、进军四川，把敌人的148个团、40万大军远远地甩在身后，跳出了敌人的合围，是从根本上挽回危局的决定性胜利。但因部队三个多月在崇山峻岭和激流险滩间来回穿梭，十分疲劳，加上土城、鲁班场战斗打得不理想，有人有埋怨情绪。在四川会理会议上，林彪便乘机播弄是非，两次给中央写信，说是尽走弓背路把部队拖垮了，应走弓弦路走捷径，要求撤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职务，要求彭德怀同志负责总指挥。林彪的意见遭到了彭德怀同志拒绝。林彪又要聂荣臻同志共同在信上签名，聂荣臻同志严肃地批评了他。毛主席坚持以理服人，政治局终于统一了认识。毛主席、党中央机动作战、敌变我变、大踏步进退、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进一步深入人心。
红军在赤水河来回穿梭，出奇制胜，虽然很疲劳，但是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拖死中央军，打死黔军，踩死滇军”，敌人被我们牵着鼻子，拖得晕头转向，更疲劳。四渡赤水，红军打乱了敌人部署，歼灭了敌人数千，迷惑了敌人判断，跳出了敌人合围。遵义会议是其前前后后一系列会议的标志，党和红军在四渡赤水中争取时间召开了多次会议，才得以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的精神。四渡赤水的胜利来之非常不易，是毛泽东兵法中的经典范例。《孙子兵法》有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毛泽东军事思想闪烁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军事辩证法的光辉。上世纪60年代，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当面盛赞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仍然说，他一生的得意之笔还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在危急关头化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一改颓势，“玩敌于股掌之中”，是毛泽东在受挫磨难中的神奇杰作，比解放战争消灭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给人印象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