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两封毛泽东信函

2010年12月，笔者利用去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征集资料的机会，调阅了该馆保存的两封毛泽东早年的书信，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有关情况。
　　第一封信是1924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写的短函，内容是：
　　“平教委员会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刘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我们可以先看看写信的时候，毛泽东担任了哪些主要职务？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秘书，首次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局面正式形成。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受到孙中山的关注。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拟名单，毛泽东名列其中。
　　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该执行部是国民党除广东根据地外最重要的机构，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的工作，毛泽东担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平教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1924年3月初，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先后在沪西小沙渡、沪东杨树浦和吴淞等工人较集中的地区开设平民学校、工人夜校，启发教育工人群众，提高革命觉悟。会议还决定：“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着手的一般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主持这项工作。”
　　综合上面的情况，毛泽东以“脑病日增”为由提出辞去平教委员会委员这类事务性的职务，以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自身的工作上来，也在情理之中。
　　1925年9月，毛泽东结束了在家乡的调查研究，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获通过。毛泽东到任后利用这一重要职务做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在国共合作史上书写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新篇章。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还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在家乡韶山考察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的力量和在革命中的地位，决定集中精力从事农民运动。
　　第二封信正是在1926年初写的，2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林伯渠，要求请假，信封上还注明“报告中央”：
　　“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次请假还是沿用以前的理由“因脑病”，借口前往韶关疗养，实则是去调查那里的农运情况。这点有沈雁冰的回忆印证：“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见《毛泽东年谱》）
　　历史最后也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发动农民起来，这才真正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