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新四军太湖留守处主任、党的特派员、武工队长薛永辉同志在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在城镇开展情报工作和隐蔽工作。他通过地下党员范济春，发展了以王哲纯、许道逵、王道伟、张祥元、顾国华、仲培华等以小学教师为主体的进步青年骨干力量。四年中，发展到近200人，并于1949年初，相机进入苏州城区，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活动，迎接大军渡江南下，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办群众组织壮大革命力量
按照薛永辉同志的指示，我们通过合法形式分别在光福、东渚、金墅等部分集镇，创办群众组织，把社会的上层人士推举出来，把市镇职工青年组织起来，不断壮大革命力量。1947年冬，王哲纯、王道伟、顾国华、仲培华、潘硕君等在光福镇原福溪旅馆，建立了“民众俱乐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避免引起敌特的注意，我们一致推举工商界上层人士蒋秋帆担任主任。我们在俱乐部内创办了文艺刊物《晓星》，建立了图书馆，订阅了各种报刊(包括反动的、中间的、进步的)，演出了独幕剧《抓壮丁》等文艺节目，举办了各种球类比赛，一时成为光福镇各界人士及青年的活动中心(后被敌人武装突击队侵占而停办)。许道逵在东渚镇也团结了惠杏元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东青俱乐部”。通过这些活动，从中发现了一批骨干积极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通过这些积极分子，我们曾在光福、东渚、金墅掌握了一批自卫团的武装，他们为我提供情报。
在农村，我们以太湖周围乡村小学为阵地，以贫苦农民为主要对象，创办了识字夜校、读书夜校，进行时事政治宣传，把一批青壮年团结在我们身边。有一批青年成为“三抗”(抗丁、抗粮、抗捐)斗争的骨干，有些同志先后脱产，参加了党组织，投身于武装的游击活动。
创办地下党报发挥舆论工具战斗作用
为了配合大军过江，迅速解放江南，太湖留守处薛永辉、张振东同志决定创办《大众周报》，作为地下党的喉舌和舆论工具。周报不定期发行了10多期，每期油印250份。一部分周报由薛永辉同志带到无锡，向江阴、武进、宜兴等地邮寄或散发；其余部分由我们秘密运到苏州市内，在全市各个邮政所、邮筒内投寄，投寄对象为吴县、吴江、常熟、太仓、昆山等地的国民党县级机关、单位及各级学校。由于《大众周报》及时地刊登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了党的政策，受到人民的欢迎，群众一拿到它，都争相传阅，拍手叫好。国民党军政人员则偷偷地私下研究推敲“何去何从”?
在此之前，我们曾于1947年12月1日以“太湖人民自卫总部队”名义发布有关“三抗”斗争的布告，计1000余份，一夜之间从苏州枫桥西起一直贴到太湖之滨，以及苏州胥门城门上。基本群众看了布告纷纷传言：昨夜“新四军”大部队在四乡八路忙了一夜，“老四还在”!
临近解放时，我们还把各种油印宣传品，直接送到上层人士的家里，张贴在闹市中心墙壁上。一些敌特人员看到传单都心惊胆颤，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易下乡骚扰。
开展对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
光福镇圩里村的国民党老党员、开明士绅朱贯—，曾任吴县救济院院长，在县内威信较高，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要惧他几分。朱先生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抗战初期，他随国民党迁至内地，在抗日胜利前夕辗转跋涉返回家乡。当时，从光福镇到圩里村必须经过虎山桥，桥头有日本鬼子站岗，中国行人都要向鬼子低头行礼。为了不行屈辱礼，他宁愿绕道数里返乡。抗战胜利后，他眼见国民党大员接收变成“劫收”，汉奸成了“功臣”，希望成了失望，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感不满。范济春同他是同龄人，即抓住时机主动做他的工作。王哲纯、王道伟是他儿子朱德钩的同窗好友。通过我们努力争取，他逐渐靠拢我党，经常向我透露国民党内的某些要情，协助我们收取捐费，并利用与吴县教育局长王志瑞的亲密关系，为我们地下工作者安排教师工作提供方便，使我们取得合法身份。有一次，他还对我们这些人起了间接的掩护作用。1949年初，朱贯一因事去县教育局，无意中发现一份密告王哲纯、王道伟等6人是共产党的材料。他立即找到王志瑞，对王讲这批教师都是你亲自安排的，如有问题，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何况，他们未必真是共产党。王听了朱的话，便销毁了这封告密信，使我们的同志化险为夷。
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击正面之敌
1946年秋，范济春、王哲纯、王道伟在开辟城镇工作之际，突然被光福的中统特务张仲熙向苏州城防指挥部告密为“共匪”。同时被指控的有镇长方恒生，地主士绅顾鉴斋、许淑英，工商界陈敬然，医生金俊英，小学教师顾国华、黄奕浩、吴复生、钟逸民等25人。这份黑名单经国民党有关机构调查后发现，被告密者大多是国民党的掌权者和上层头面人物，没有引起重视，并把此事泄露给光福镇长和县参议员等人。其实，张仲熙并不掌握谁人是“共匪”，而是为了泄私愤，排斥政敌。张仲熙本人在日伪统治时期，投靠日寇驻军警备队金泽队长，充任密探，又同汪伪保安队连长潘正结为干亲，俨然是镇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抗战胜利后，这个走狗摇身一变，成为中统特务。被他告密者都决心按国民党惩治汉奸条例，除掉这条疯狗，因此以镇长方恒生为首的20多人签名告发了张的汉奸案。第一次开庭，由于没有直接被害人而未能判决。在此关键时刻，范济春、王哲纯、王道伟等商议，必须继续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张的劣迹，抓住有利时机痛打落水狗，否则，打蛇不死，后患无穷。经请示薛永辉同意，又组织第二次合法斗争，由王道伟及教师钟逸民为直接被害人；镇长方恒生，教师黄奕浩、王哲纯，医生范济春为证人。1947年秋第二次开庭审理。与此同时，我们又发动地方上头面人物50多人在状纸上签名，进一步揭发他的罪行，呼吁法院依法惩治汉奸。由于罪证确凿，民愤较大，张犯被判二年半徒刑。结果，张变卖了家产“福溪旅社”，向法院行贿后溜到外地安身去了。这次合法斗争的胜利，既除掉了隐患，巧妙地保护了自己，又锻炼和检阅了我们活动于敌人腹地的能力和智慧，曾受到薛永辉同志的赞赏。
积极开辟城市工作迎接苏州解放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薛永辉同志要我们相机进入苏州市区开辟工作。1949年初，原苏州“群社”进步组织被敌特破坏，程伯皋、沈立人等骨干被捕。在国共和平谈判时，国民党为表示和谈诚意，释放了政治犯。程、沈获释后，即通过各种关系同我地下工作小组接上关系。薛永辉、张振东同志多次与他们谈话，布置他们进入市区工作。以后，即由王哲纯、王道伟同他们保持联系。沈、程在市内积极开辟工作，发展了140多名青年团员，出版了《新民主报》，建了团的外围组织；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部分国民党机构接受《约法八章》。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国民党党政军特的敌情资料，绘制了地形图，秘密送往苏北解放区。我们还为保卫苏州电厂、控制部分工商自卫团、筹集军粮等作了积极的努力，以做好迎接大军南下和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当时，苏州市内有位著名中医张之仁，他女儿参加了地下团，他本人也倾向革命，曾来光福与我们接关系。通过他，我们争取了敌吴县团管区团长郑甘棠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