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人民的“骆驼”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在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一年之际，因积劳成疾而逝世，年仅46岁。在为任弼时送葬队伍中，毛泽东亲自扶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执绋……

（一）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汩罗市)唐家桥任家新屋的一个贫苦教师家庭。其父任裕道为他起名培国(弼时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

他五岁随父课读，七岁入小学，十二岁到长沙考取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在长沙读书期间，他已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在高小作文《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中写道：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受强国鼓颐鲸吞，张吻蚕食，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而遂成破碎之山河……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让之地乎!”

1919年春，他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同年“五四”运动爆发，湖南学生纷纷响应。任弼时和同学一道走出校门卖国货，教唱歌，演文明戏，宣传反帝斗争。

1920年暑假，任弼时参加了由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同年8月，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任弼时同萧劲光、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人来到上海，进入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组织的“外国语学校”学俄语。同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柯庆施、彭述之等20多名学员成为第一批团员。

在上海学习8个月后，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苏俄方面接洽妥当，任弼时与刘少奇、萧劲光、蒋光慈等十几个人赴苏俄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险旅程，他们于1921年7月9日到达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他们被作为东方代表轮流列席大会。

1921年8月3日，任弼时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初，任弼时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俄国由于战争的破坏，生活异常艰苦：二人一天只有四两黑面包，一盘白菜汤，常处于饥饿状态。任弼时从不叫苦，一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1924年秋，任弼时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回到祖国。

（二）

任弼时回到上海后，党组织安排他在上海大学教俄文，不久又让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1月，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团中央书记张太雷赴广州，任弼时代理团中央书记。

他很重视对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强调青年团的革命性、战斗性。他常为由恽代英负责的《中国青年》撰写文章，介绍马列主义理论，阐述如何建设好青年团。他特别强调青年要深入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务须将民族革命的负担担在自己的肩上，要用这样的勇敢和毅力去执行革命工作”。他亲自到基层干部训练班去讲课，并经常到工人棚户区去作调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投降政策。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后第二天，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6月23日，在南昌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同陈独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陈独秀蛮横地当场撕碎了团中央的意见书。任弼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他说：“真理最终会胜利的!”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革命。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方针。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任弼时按照党中央决定，指导了鄂南地区的农民暴动。湖南秋收暴动后，他代表党中央到长沙，经过调查研究，毅然纠正了湖南省委的第二次长沙暴动的冒险计划。

1928年6月，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没有出席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被调到中央机关工作。

1928年10月，中央派他到芜湖、安庆等地巡视工作，不幸被捕。他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视死如归，坚不吐实。敌人查无实据，终于在1929年3月将他释放出狱。之后，他负责江苏省委工作。同年11月，他在上海被捕。敌人动用了各种酷刑，始终没有从他的口中得到真实情况。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多方营救下，一个多月后，任弼时被释放出狱。

1929年底，任弼时被党派往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底，党中央调他回上海。他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三）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进一步执行王明“左”的错误政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弼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政策，但他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他在组织部门的会上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个指示是对“左”倾错误的严肃抵制，从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贯彻政策不力，于5月免去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到湘赣边区省委后，任弼时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解救出来。同时，他抓紧红军的建设工作，进—步扩大边区的战斗力量。1934年春，蒋介石用重兵向湘赣边区发动进攻。任弼时与王震等同志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打单纯防御战，而同敌人打运动战。不久，连打几个大胜仗，取得了边区反“围剿”的主动权。

（四）

1934年7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将湘赣边区的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改编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的先遣队突围西征；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长期在湘鄂川黔边区转战的红三军会师了。这两支红军的汇合，宣告长征先遣队的胜利，是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始。此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指挥下，红军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牵制了近30万敌军。为了解决军事指挥统一的问题，中央命令红三军恢复原红二军团的番号，由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了130多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进攻。任弼时带领二、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转战，于1936年6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党中央从陕北来电，将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任弼时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与掌握红四方面军领导大权、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张国焘同意部队北上。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来到甘肃会宁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党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任弼时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

（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2月，任弼时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之后，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即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同年七八月间，党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成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担任大会秘书长，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大会开幕。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任弼时是获得全票的委员之一。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六）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向延安进攻。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组成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

前敌委员会机关组成中央纵队(番号为三支队)，毛泽东指定任弼时任支队司令。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里，任弼时不仅要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而且还要直接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和供给。他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布置警戒，安排战斗部队，以保证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安全。

1948年4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入驻河北阜平县西柏坡，在这里指挥全国军民进行打倒蒋介石的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

这时，任弼时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在党的“七大”前就常头晕，不能看东西。他是带病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了“七大”的召开。日本投降后，任弼时身体日差，不得不半休。斯大林曾派医生米尔尼科夫到延安给毛泽东等我党高级干部作身体检查，结论是“除了任弼时外，所有干部的身体都是健康的”。任弼时患的是严重的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医生建议马上休息。党中央即决定要任弼时休息。实际上，任弼时并没有真正休息。之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和召开了一系列党中央重要会议。特别是1949年3月为筹备和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完全忘记自己是个重病之人。一次，他工作到凌晨三点，警卫员与米尔尼科夫医生一起去劝他休息，他动情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1949年3月23日，任弼时随同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平。不久，他亲自领导召开了全国妇女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的病情又严重了，党中央决定要他立即休息。团代会后，他去莫斯科治疗。当病情稍好些，他立即要求回国。1950年4月他回到国内。党中央决定要他继续休息一段时期，但他写信给毛泽东和书记处，要求工作。他恢复工作后，实际工作时间常常超过医生的规定。

同年7月，任弼时参加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10月19日，为了召开全国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他在重病中还找武安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支部书记来谈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并作了详细的笔记。

10月24日，任到时阅看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和《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的电报，为了确切分析战事，他深夜还在查看地图。10月25日，由于疲劳过度，他的病情严重恶化。经过会诊，确定为“脑溢血”。10月27日12时36分，任弼时同志与世长辞，年仅46岁。

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写道：“三十年来，任弼时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斗争，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作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毛泽东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