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文专业四年(1972-1976)。2002年金秋，母校迎来了九十周年华诞。在学校发来的贵宾请柬和各种精美宣传品上，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在众多著名莘莘学子中，名列第一的是1912年母校创立时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学生侯镜如。
侯先生名镜如，字心朗，河南永城县人氏。这位学长一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黄埔一期学生，曾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参加了三次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起义；1925年曾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直隐蔽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官至九十二军军长，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与日寇浴血奋战；1948年任国民党十七兵团司令兼天津塘沽防守司令；1949年到香港做统战工作至1952年，回到北京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副主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2年10月，在爱国名将侯镜如百年诞辰纪念和座谈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王兆国、何鲁丽及侯老的亲属、黄埔军校同学等纷纷赞扬和缅怀这位“毕生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念念不忘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并为之进行了不懈努力”的爱国名将，而且称他“在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重要关头，作出正确选择，站在了人民一边”。
参加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侯镜如25岁时，参加了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那次起义，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组成了五人主席团(周恩来、赵世炎、顾顺章、侯镜如和徐光英)。周恩来让侯镜如负责起义前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并担任军事指挥。3月21日凌晨，武装起义打响了第一枪，侯镜如亲自指挥士气高昂的工人纠察队(队伍总共5000余人)，一举攻占了上海市警察厅。武装起来的这股工人铁流锐不可当，他们按计划很快又占领了上海郊区的高昌庙兵工厂，获得了大批军火，使得工人鸟枪换炮，装备大大加强。随后起义部队又参加了周恩来指挥的攻占闸北的激烈战斗。正当两股部队在闸北激战正酣、难分胜负时，已抵达上海南郊的北伐军东路军却命令大军按兵不动，最后还是靠周和侯舍生忘死的一线指挥，几千工人纠察队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血战，终于占领了整个上海。
起义胜利后的4月21日，蒋介石向起义军发动了猖狂的反革命围攻。周恩来和侯镜如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里设立总指挥部，英勇迎战强敌。侯镜如右肋不幸中弹，带伤坚持了两个小时。部队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撤入英租界。一批又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工人纠察队员惨遭杀戮，烈士的鲜血洒满了黄浦江畔。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离上海武装起义不足半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之前，地下党提前获得情报通知了侯镜如，他便率领一部分保安总队官兵从武汉安全逃出。周恩来和贺龙安排侯镜如组成了军官教导团，任命他为团长。该团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
在南昌起义中，侯镜如率领的军官教导团在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曾一举击溃驻守大校场营部的敌七十九团，一路杀奔南下，击退埋伏在任田的敌两个团，8月底抵瑞金。在左翼军团前敌总指挥朱德指挥下，教导团与进入会昌专门围堵起义军的蒋嫡系钱大钧的三十二军9个团(约万余兵力)接上了火。战斗中侯镜如奋勇杀敌，此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上臂又从背部穿出，他重重地摔倒在血泊中。朱德见状，十分心痛，不顾个人安危跑向身负重伤的侯团长，立即派专人保护侯镜如从前线撤向汕头的同仁医院秘密治疗。国民党张发奎包围了潮州，侯镜如在地下党帮助下，和黄埔一期的同学陈赓化装成逃亡的难民，机警地避过了反动军队层层关口的检查，乘上英轮离开汕头。之后，侯镜如和陈赓终于脱离虎口，来到了香港，找到了党组织。此后，侯镜如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军委、华南局军委、顺直省军委、河南省军委等处工作，并曾被捕入狱14个月。1931年春因党内出了叛徒，侯镜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暗中保证北平和平解放
这位在白色恐怖中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将军，曾以侯志国的名字在上海报纸上以“寻人启事”发表过“始终孝敬父母”的声明以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内战中，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与侯镜如取得了联系。1947年底，中共地下党通过侯镜如夫人之手向他转交了中共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的亲笔信：“周(恩来)贺(龙)二公关心你，让我给你写此信。如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 这封信使侯镜如大喜，他忙把送信人李介人(中共地下党员)任命为自己的副官，随时向“父母”传送信息和军事情报，在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眼皮底下准备他的第三次起义。
1948年的侯镜如已是国民党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并兼天津塘沽防守司令。此时，十七兵团的基本部队第九十二军3个师3万多人的兵力就驻守在北平的永定门和天坛一带。显然，在平津战役中，侯镜如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将领。实际上，周恩来在北平军调处工作时，在公开的场合已与侯镜如见了面，侯还会见了陈赓，彼此已是心照不宣了。1948年12月，侯见起义时机成熟，便令副官李介人亲自去北平与中共地下党商谈起义事宜，并于12月21日再次秘密和四野领导萧劲光等首长商谈起义具体事宜。两军商讨了起义将遇到的各种情况，如逼迫傅作义起义不成，就让九十二军发挥主力军作用，首先举起义旗。1949年1月15日凌晨，我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入天津市区，全歼守军13万，俘虏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由此，傅作义认为“固若金汤的城防”一朝化为乌有，不得不进行了第三次实质性谈判。当年亲自参加与傅作义谈判的地下党崔月犁后来曾撰文写道：“九十二军暗中保证起义，这促使傅作义下定了起义的决心。”1月21日，傅的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上签字。此时侯将军立即接到了地下党通知：取消单独起义，随傅的部队一起起义和接受改编。北平的和平解放成为侯将军的第三次起义而载入史册。
为祖国统一大业不辞辛劳
1983年，侯老不顾年迈（80高龄)出国赴美，而且是“自己掏钱买了个经济舱”。他出国的目的是根据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关于祖国统一的宗旨，去探访他的同学和他在国民党的故旧，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大业尽自己的全力。
在美国的一年中，侯老先后去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及一些州里的小镇，拜访了久违多年的老友。大家同根同祖，异国相遇论国事、谈家常，显得格外亲热。有一次，侯老应邀参加了一个华侨社团举行的招待会。这次活动是为欢迎我国侨联负责人访美而举办的。但在这近200人的招待会上，有少数被国民党拉拢来的右翼人士大喊大叫，拍桌子、跺脚，起哄捣乱。当然左翼的反击也形成了对立的浪潮。正在对峙中，有人突然大声喊道：“请肃静，现在请黄埔一期侯将军讲话！”霎时间全场静了下来，到会者的眼光都聚焦在一位慈眉善目、须发皆白的长者身上。侯老站起来环顾全场发了言：“同胞们！本人是黄埔军校一期的侯镜如，经历了满清、民国、新中国，其中在新中国生活了30年，耳闻目睹了祖国沧桑巨变。旧中国那种军阀割据、连年战争，尤其是咱们家乡河南旱涝频频、饥寒交迫、饿殍遍野的局面早已结束。真的，我们中国东亚病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胞们，我年过八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作为中国人如此自豪地昂起华人的头。在座每一位炎黄子孙，难道不为海峡两岸的分裂而痛心疾首吗？自古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位中国人都要为中国的统一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再创我们中华民族千秋万载之光辉国运吧！”这一席话赢得全场一片喝彩和掌声，不少人上来握手、合影，递上住址电话、名片，有的忙说：“久仰先生大名，今日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我是黄埔五期”“我是九期”……他在美国似乎比在北京还忙，除了联络会友、出席有关雅聚，还与使馆、新华社驻美机构以及台湾驻美的报纸联系，发表黄埔军校同学及其家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宣言，并以黄埔军校同学及家属名义发表了致宋美龄的公开信《读蒋夫人致周夫人(邓颖超)公开信有感》(这封公开信在海内外很多中英杂志都刊登了)。
1984年在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之际，也就是侯老从美返京一个多月后，在北京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身为黄埔一期的徐向前元帅被一致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侯老为第一副会长。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乌兰夫、习仲勋、杨尚昆、杨静仁都到会祝贺。从此侯老来往港台，通信联络，从未间断，为两岸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工作。1988年侯老又被选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邓文仪是侯老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毕业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28年他任国民党总侍从参谋，“出没于蒋介石侍从室”，“朝夕不离蒋中正左右”。他是早于戴笠、康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实属中统“十三太保”行列。但经过侯老躬身扎实的工作，使得他不再仇恨中共，以老迈之躯于1990年5月亲访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北京，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邓小平接见邓文仪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对台政策的讲话：“过去的事情不用再谈了”，“我们都姓邓，而且是老朋友，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大陆和台湾是兄弟，都是一家人，不必再打仗了，打仗对双方都不好……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商量、不能改变的？但是要谈台独不可以……过去我们国共两次合作都很好，也可以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嘛。”在邓小平同志接见邓文仪的5个月后，台北《新闻周刊》报道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历史性的会见，产生了极其热烈的反响。1991年元旦刚过，邓文仪就在台北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
1991年春天，邓文仪亲率“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谒陵访问团”，在南京拜谒了国父孙中山陵。尔后，在侯老等的不断活动、支持下，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亲切接见了邓文仪一行。江泽民主席热情洋溢地对邓讲道：“希望海峡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努力，为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作出应有贡献。”这次江主席接见邓文仪，侯老一直陪同在旁。江主席还特别关心地叮嘱侯老，要多多保重身体。
燕京星沉
1991年5月24日，侯老在工作岗位上接见台湾来客，至下午两点多钟才到家，没有休息又开始批阅文件。他太劳累了，突然中风半瘫在办公桌上。他终于卧床不起，一住进北京医院就是3年。我曾在1993年秋随侯老的小儿子伯文兄到医院看望老人。我手捧鲜花，双手奉上，深鞠一躬。老人已接不住鲜花，我忙将花束摆在桌面，他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你了！”望着老人那张忠厚而慈祥的脸，他的英雄事迹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着，止不住双眼已泪涌。
1994年10月25日，秋风悲鸣，黄叶飘零。侯老静静地在北京医院安详地、永远地闭上了双目。生前老人再三叮嘱：“后事从简，不要找组织任何麻烦。我的这个小院子献给国家，有点剩钱都捐给河南大学奖励穷苦学生读书，不要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自力更生好了。”
我接到唁电悲痛万分，立刻前去北京，急忙到侯老居住了多年的大拐棒胡同27号奔丧。侯老房间里摆着一套木制老式沙发、木制方型餐桌和几把最普通的木椅子，桌椅漆皮早已剥落。还有一对藤椅，据说是供老人躺坐读书看报用的。北京天气干燥，不少藤皮崩裂了，他和夫人便用塑料绳捆绑再三。侯老先生高风亮节，实在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