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諲:抗战时首访延安的战地记者

受邹韬奋委托访问延安

1937年12月20日，舒諲等几个青年记者成立小组，参加广东省民众慰劳团。他们从广州出发，经过三天的颠簸来到战时首都武汉。此时，武汉各类人员云集。各大战区军事长官为讨论第二期抗战部署，正在武昌大本营参加会议，八路军也派副总指挥彭德怀与会。身负新闻报道任务的舒諲安顿住处后，首先去拜访邹韬奋。舒諲原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通讯员，这时《生活》改为《抗战》三日刊。邹韬奋见到舒諲很高兴，听说舒諲即将前往华北战场采访，立即征求他的意见能否担任《抗战》的战地记者。《抗战》是当时很有社会影响的舆论工具，销量近万，创下当时刊物的发行纪录。舒諲未加思索就接受了邹韬奋的邀请。

邹韬奋认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过去敌对的双方变为一家人了，中共在陕北建立的民主政权的一切，外间尚无详细的报道，虽然美国记者斯诺写过《西行漫记》，《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访问过陕北“赤区”，但都是在全面抗战前的事。《抗战》正需要取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与国民党并肩战斗这个新阶段西北边区的第一手新闻资料。因此，邹韬奋希望舒諲在晋中前线访问八路军总部时，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并立即与《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进行了联系，说明舒諲是以《抗战》特约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经八路军办事处同意并开具介绍信，舒諲面交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转为联系去延安采访事宜。

拜访朱德总司令

1938 年元旦，舒諲随慰问团北渡黄河进入豫北，然后折回陇海路西入晋中。1月23日，他们来到临汾，听了阎锡山抗日的“高谈阔论”。1938年春节，舒諲率领记者团在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的安排下，随卫立煌等国民党名将，赴赵城马牧集八路军总部驻地拜访朱德、彭德怀。

采访团一行初到当晚，受到朱德和彭德怀的热情接待。联欢会上，舒諲第一次见到朱德这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感到听朱德讲话，“就如同品尝麻辣而味浓的川菜，刺激胃口，食欲大振，非常过瘾”。

第二天上午，朱德接见了舒諲。在一个天井里，朱德和彭德怀正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舒諲刚到，朱德主动迎了上来，并引导舒諲进入堂屋。此时空袭警报响起，朱德、任弼时、陆定一、丁玲和舒諲等人一起到后院隐蔽。敌机过后，朱德与舒諲谈论起我军对抗战战局的分析和战略思想。朱德指着军用地图说，八路军在山西的主要游击区拥有正规军10万人，曾经粉碎了日军两个师团兵力的“围剿”。这里将成为反攻华北的根据地。八路军在大同以南、黄河以东的区域同样活跃。朱德还解释道，关于八路军（抗日）只打了平型关战役的说法是诬蔑，完全不是事实。

舒諲向朱总司令询问中共“停止土改，主张国共合作”的动机。朱德立即回答：“九一八事变后，我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于 1935 年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7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在随后的谈话中，朱德不仅向舒諲阐述了“两党共同纲领”的含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且结合“两党共同纲领”发表了他个人对于抗战中共产党工作的看法。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是，“中共在举国一致抗战图存的局势下，要求一定程度平均分配和发展国家资本，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是正当也是合理的要求。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抗日高于一切’和‘巩固统一战线’”。朱德还真实地说明上述谈话虽是他个人意见，但也代表共产党的看法。

“关于青年问题……”舒諲的话还未说完，朱德已完全了解了他的意思。“青年同志们投奔八路军的很多，但我们力量有限，而且照顾到与国民党及地方上的关系，只能尽力所及的范围，予以容纳。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是纯洁的，学习精神强，生活能刻苦，正像我党一样是不为任何报酬而工作的。”前后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相谈甚欢，舒諲在回忆中称自己度过了一个“快慰生平”的春节。

受邀见到毛泽东

离开赵城，舒諲率领记者团来到西安，访问了留驻西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他聆听了林伯渠对陕甘宁边区的简要介绍，随后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驱车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

初到延安，罗瑞卿教育长负责召开了欢迎会。他还邀请舒諲为大家演讲。舒諲虽然没有准备，但抗战肯定是主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使我们千万的青年流亡，然而我们却在穷乡僻壤上到处燃起了知识的火炬；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摧毁了我们美丽的校园，然而我们却在广漠的原野重建起战斗的大学校……”舒諲话中的“知识火炬”显然是指“延安抗大”等解放区的学校，引起了听众的共鸣，赢得了阵阵掌声！

到达延安的第十天晚上，舒諲接到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邀请通知。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步行了一段路后，舒諲等人进入一间简朴的接待室。勤务兵送来一罐香烟，毛泽东也随即进来了。舒諲首先向毛泽东表达谢意。一阵对话后，舒諲等人开始与毛泽东探讨国防建设的问题：抗战初期，日军优势明显，不少国人对于战时的国防建设颇为失望。中国能否重建国防工业的基石，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呢？毛泽东的一番妙论，给舒諲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西班牙只有几百万人口，而广东一省就有3400 万人。我国土地面积广大，只要上下团结一致，各种条件改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不怕失掉华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一切困难自解！我们一定要建设这样的国防工业，加速地制造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最后把敌人赶出中国领土……”

毛泽东重新燃起一支烟，继续说：“事实上，我们不是天天打败仗，如果军队生活和军民关系改善，发展游击战争，开展运动战……就有好转的办法。但如果有更大的国防工业基础，把军队壮大起来，那么日寇也就不难最后被赶出我们的领土。”

在一阵阵烟气中，毛泽东越谈越兴奋，从国际形势到七大会议，无不涉及。其中对于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谈论体现出了共产党的豁达：只要不是汉奸，其他人都是共产党的朋友。鲁迅奋斗一生的精神，与我们并无二致，但鲁迅并非共产党员。像这样的人，都是我们的好友。末了，毛泽东坚定地说：“中国是一定有办法的！”他说：“现在西班牙政府许多将领，过去都未曾学过军事，只要自己有坚定的方向，肯吃苦耐劳，有志者事竟成！”“我们的抗敌圣战需要广大的群众，更需要广大的青年。”这是在他们临别前，毛泽东说的最后一句话。这番话说到舒諲的心坎中，令他终生难忘。

与张闻天讨论文化抗战

张闻天(洛甫），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负责人。他早年也有文学创作，而舒諲来延安前已经发表多篇影评。两位“作家”虽然是记者见领导，但话题的核心内容就是文学和文化人在抗战中的作用。

初春时节，舒諲在延安清凉山附近的一个窑洞里拜访了张闻天。进门时，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正在向张闻天汇报工作。舒諲眼中的张闻天，“年轻而健壮，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仍不脱文人的气派。他的态度毫不拘谨，既热情又谦和，这是文学家特有的风度”。谈话中，两人首先谈起国共合作，然后又谈起中共七大。“现在中国共产党总计有多少党员？” 舒諲问。“目前在战时，全国党员尚无精确统计，大约有二三十万吧！除国民党外，我们作为第二大党是毫无问题的。”张闻天答道。随后舒諲询问他关于左翼文化运动的评价。“过去‘左联’和‘社联’的为革命斗争的方向和培养文化工作干部，无疑都是有功于革命的。但是，对于‘同路人’的关系上，还不能吸收更广大的同情者——我们的朋友——参加革命的阵营。‘左的关门主义’相当厉害，所以文化战线未能如我们的理想地扩大与坚强。”随后张闻天又谈论了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应有的范围，并肯定了文艺作品对于抗战的帮助：“现在全国文化人分散各处，这是好现象。这样，文化人和群众的关系，更能密切，更能深入，影响也更普遍。我想今后一定能产生更好的作品。战地通讯、戏剧、歌谣……对现阶段的抗战作用很大……”采访结束，张闻天谦恭留饭，用自己省下的菜金待客，赢得舒諲等人的敬意。

完成报告文学集

在延安，舒諲还走访了边区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以及法院、医院等负责人，对边区的轮廓有了一个概念；参加了欢迎晚会、军民联欢晚会、抗大的运动会、陕北公学师生的反侵略大会、法院公审大会、元宵晚会等集会；参观了延安的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医院、俱乐部、合作社、托儿所等场所，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料。

从延安回来以后，舒諲在汉口冒着时时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将采访所得在《抗战》三日刊上以《边区实录》陆续发表，产生强烈反响。为使更多的人了解陕甘宁边区，全面推动国共合作，实现抗战胜利的愿望，1939年3月，舒諲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报告文学集《战斗中的陕北》，由文缘出版社出版，译报图书部发行。这本书分政制的轮廓、锐进的民政、困境中的财政、陕北公学、抗大、经济建设的现况、司法制度、一般文化的建设、民众运动的特质与任务、朱德与第八路军、夜访毛泽东、洛甫的会见、附录《延安行》等部分，还配有大量图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卫生等情况，使读者对延安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战斗中的陕北》在大后方公开发表，反响很大，几度再版。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军民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了解了宝塔山下那一个“山那边吆好地方”的真实情景。正如舒諲在前言中所说：“延安不仅仅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那里还是新中国的摇篮，理想成为现实的发祥地，中国各省的青年男女都奔赴到这里，甚至还有不少外国人。”延安成为青年心中的“麦加”、人们想往的“圣地”。舒諲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一个平等、自由、没有压迫、充满活力，又贫困落后、物资匮乏的陕甘宁边区，对国人全面了解陕甘宁边区，揭开延安“禁区”的神秘面纱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行对舒諲的个人创作也是强有力的推动，他将延安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熔铸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创作了《正气歌》 《精忠报国》 《梅花梦》等大量抗战话剧，为凝聚人心、激发民众抗日热情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