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期●卷首语●

追思吴若岩同志和胶东地区的情报工作

作者:王征明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在情报和隐蔽斗争战线的老战士和负责战略区一方的优秀指挥员吴若岩同志于2005年7月1日溘然长逝。
  吴若岩山东蓬莱县人,1913年12月生。1935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鄂豫支队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军区情报处处长等职。1946年由中原突围到达延安,次年调华东地区。
  吴若岩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华东,张云逸副军长代表华东局同他谈话,告诉他华东领导派他到胶东区党委统战(情报)部任副部长。当时我在华东统战部任一科科长,部长是胡立教。在胶东的莱阳石棚村,我向吴若岩介绍了胶东统战部的有关情况。9月间,国民党军的六个整编师20个旅,向胶东大举进犯。我率华东统战部部分机关与胶东统战机关一起行动。胶东战役后,我仍留在“胶统”参加总结备战和整顿恢复工作,于1948年春方回到诸城曹家屯华东局统战部。1948年胶东区党委将所属的城工部并入统战部,吴若岩、谢明钦任正副部长。1948年,胡立教同志调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交我代管统战部的日常工作。“胶统”为华东战略区重点工作单位,我与若岩同志交往密切。1949年,我随华东局社会部部分干部南下后被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若岩同志在解放青岛时任青岛军管会秘书长,后调山东分局任统战部副部长1964年调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的工作成绩卓著。1947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胶东前夕,“胶统”派到青岛前沿地区的电台,转报了青岛地下市委社会组获取的国民党十一绥区进攻胶东的作战计划,对胶东保卫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秋冬,“胶统”搞到了一份国民党青岛测向站测得的我华东部队师以上电台联络位置图,经报胶东军区证实正确,提醒我方严密加强保密防范措施。
  1948年冬,获得了蒋介石下今东北、华东之整编嫡系部队将于11月15日起南撤长江两岸的情报,以及青岛美军撤退的重要战略情报。后续获报蒋军原定于1949年5月25日撤离青岛,后改为6月2日。由于情报准确,我军和进城接管干部于6月2日进占青岛,避免了该城可能遭到的破坏、骚乱和损失。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48年9月,“胶统”材料科集中9个干部,倾力编写大型资料《青岛调查》,历时3个月,至年底出版。此书共四集(原件现保存于山东省档案馆),分史地概况、军事、政治、经济、工商、文教、交通、宗教、人物、党政社团及主要商业机构和住户住地索引10个部分,约60万字,是当时胶东统战系统全体内勤、外勤及青岛地下市委在三年多时间里大量劳动的结晶。它为接管青岛、肃清匪特、稳定社会等起了很大作用,受到胶东区党委和青岛市军管会的表扬。
  我们还控制了敌区六部电台,计有敌五十四军某电台、三十二军某团电台、十一绥区某电台、敌6585部队某指挥室电台、黄海水产公司某海轮电台以及无线电爱好者林汝章的私人电台,这些电台都能与我方通报联络,并把他们知道的情况电告我们,对及时掌握敌情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9月17日,济南战役中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举行火线起义。策反吴化文的工作曾通过多条线进行,因形势和时机不成熟,皆无甚结果,最后在华东局、山东兵团和我济南市委领导下工作成功的这条线是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的情工关系李昌言起了重要作用。
  李昌言原籍掖县,抗战时期为我敌工部门的工作关系。目本投降后,李向组织反映其表姐林世英是吴化文的夫人,胞兄李正言在吴部当中校军需官,可以通过他们进行吴的工作。西海地委情报部门负责人林志一(杨光天)乃将其派出,任务是长期埋伏,相机开展工作。1947年李昌言到济南,以治病为由住在姨母(林世英之母)家中,通过亲属关系进行活动。首先利用表姐弟关系及吴家庭内部矛盾,对林世英进行说服教育。经过争取,林表示愿意协助李昌言共同进行吴化文的工作。1948年7月,在形势急剧变化面前,吴被迫请李昌言与我方联系。华东局得报,派我前往济南市委,会同蒋方宇、曾定石同志专事突击这项工作。
  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部火线起义,为解放军敞开了进攻济南的大门,使拥有11万兵力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措手不及,加速了济南的解放,减少了我军的伤亡,保护了济南最重要的商业区未遭破坏。追本溯源,胶东情报部门在日降后即注意到隐蔽斗争的连续作战,其远见卓识,值得称道。
  1949年2月,停泊在青岛海面的国民党海军第二基地司令部所属黄安号护卫舰,毅然举起义旗,加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黄安舰为国民党1947年7月在上海接收日本赔偿的舰只,排水量810吨,最高时速16.5海里。该舰在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关系鞠庆珍、胶东军区关系刘增厚、青岛地下市委关系王志良、荣城派出人员孙露山的共同努力下,于1949年2月12日晚起义,驶往我苏北解放区连云港。这次起义给了蒋军以沉重的打击,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庆祝你们争取黄安舰反正的胜利,这是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请转知该舰全体人员予以嘉奖。”
  策动黄安号起义的工作,从物色对象建立关系打人敌内,到将敌舰拉出来开到解放区,足足两年半时间。其间,鞠庆珍的大哥、1946年同时打人敌海军任14号炮艇艇长的鞠庆玺,因一次航海大风在俚岛抛锚,藉机回家乡荣城成山探亲,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惜因此次回乡暴露被人告密,壮烈牺牲。鞠庆珍在艰难险恶环境下终于继承兄长遗志,完成神圣使命,事迹可歌可泣。
  策动杜道时驾机起义。杜道时山东高唐县人,为国民党空军远程轰炸机飞行员,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向往延安。他的挚友刘善本驾机起义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1948年1月,杜道时的堂弟杜鸣受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派遣,到上海做策动杜道时起义的工作,并希望他驾机起义。杜道时明确表示同意,并表示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决不动摇。他们又商定了电台联络波长、讯号、降落机场等问题。后杜鸣因事他往,将与杜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他所发展的关系杨幼震(杜道时的外甥,在上海当交通警)。杜道时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空军的怀疑,1949年1月,突然宣布八大队迁往台湾。3月,杨幼震向他转达“胶统”对杜的指示:“即刻起义”。4月1日,杜道时偶遇数年未见的好友同乡、二十大队空中机械师郝子仪,谈到意欲起义之事。郝说可惜与那些飞行员无交往,有飞机却走不成。这两人一拍即合。郝挑选了全大队最精良的C-46型333号机,把油加足,乘中队长飞往南京的间歇,他们登机起飞。当日12时30分,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跑道上,起义成功。
  4月23日晚,杜道时、郝子仪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和宴请。杜、郝立即投身于人民航空事业。杜道时驾驶着C-46炸机参加了开国大典,接受检阅,为我国航空健儿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青岛解放前夕,“胶统”在组织护厂、保护国家资财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盘踞青岛的国民党军惶惶不可终日,妄图强制工厂学校南迁,将搬不走的市政设施和大企业的机器炸毁,给我留一个死城。富商大贾外逃之风炽烈。“胶统”指示爱国商人徐行健摸清国民党的动向,在社会人士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提醒他们不要再跟国民党走防止破坏,保护接管。徐行健,掖县人,“七七”事变后,曾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和伍云甫,后到鲁西北曾同袁仲贤(1946年任山东军区副参谋长)联系。他先后在青岛开设了两个商行,在掖县朱由村开设东兴隆纺织厂生产棉布,并为八路军在敌区采购医药和军需物资。1947年,东兴隆迁到平度南村,成为“胶统”的秘密工作站。徐通过关系去做争取青岛发电厂厂长徐一贯、副厂长刘文东、襄理常荫集和电话局谭科长的工作,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
  徐争取官僚资本代理人——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的工作尤其出色,影响也最大。1946年1月,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青岛中纺公司,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资本企业,它拥有纺织、印染、针织、梭管、机械化工等13个大厂,工程技术人员千余名,职工2万多,在青岛经济界举足轻重。范澄川又是青岛工业协会的理事长,在全市工商界有很大影响。
  徐行健领导的情工关系赵仲玉、郭美珍与范澄川川同住一栋楼里,经过做工作,范愿同共产党合作。为力争保护好企业不遭破坏,范利用各种关系同国民党的党政军特、特别是青岛最高统治者刘安琪巧妙周旋,避免了种种险情,完成了护厂任务。青岛解放后的第三天,中纺各厂即开工恢复了生产,影响到全市工厂纷纷恢复生产,因而受到青岛市军管会第一号的通令嘉奖。范澄川于1992年97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范澄川人党后曾来上海与吴若岩同志会晤,两位老人对祖国的中兴充满希望,互道珍重。
  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在解放战争中业绩辉煌,以上不过举其荤荤大者。自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均非偶然,中央、华东局和区党委各级领导一贯地关心支持和正确领导,形势的转机,“胶统”上下全体干部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流血牺牲(期间共被敌逮捕牺牲20人),镌成这座历史的丰碑。但吴若岩同志的现场指挥,功不可没。1992年9月在青岛举行了胶东情报史的审稿会议,原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莅会,他对胶东情报工作及邹大鹏、吴若岩同志的贡献,评价很高,慰勉有加。他还表扬了葛申、童辛等同志,说他们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罗青长同志强调,争取中纺公司总经理范澄川护厂的成功是件大事,这个工作对今天来说都有意义,建议在报纸上宣传这个事迹。
  吴若岩同志一生忠于党的事业,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奋斗。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对党交给的任务,不折不扣,雷厉风行地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吴若岩同志曾惨遭山东“向明事件”冤狱,被长期关押,险成残废,后经治疗,才逐渐痊可。李先念同志每次来上海,都要约他去谈心,表现了极大的关怀。王震同志也非常信任吴若岩同志,文革期间,曾特别指示吴“去参加他们(指上海‘四人帮’当局)的会议,看看他们搞些什么,告诉我们”。
  我从1947年与若岩结识,他长我10岁,是一位革命的老大哥。若岩酷爱读书学习,政治理论、文化水平都比我高。记得1949年初,我和他在去胶东的路上谈心,他说干事业古今有战士、谋士、策士之分,我们这些做幕僚工作的人,要不断提高自己,力争从做谋士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做策士。他的话对我启发很大。
  吴若岩同志与世长辞令我曷胜伤痛,谨献挽诗一首:
  时代英锐出燕京,秘战纵横不朽功。
  铁窗磨难精忠士,浩气长存大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