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8日是叶挺军长遇难60周年，9月10日是他诞辰110周年。叶挺这个与铁军名称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早已彪炳史册,铭刻人心；他的功绩,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已成为国人的无形时富，为后人推崇、继承、弘场。
事变中的“败将”政治上的英雄
1941年皖南事变时，叶挺受命于难以挽回的败局之中，他仍作悲壮一搏,组织部队突围；于弹尽粮绝之际，他遵党命下山谈判被扣。部队除千余人辗转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被俘、打散或牺牲。叶挺从1941年1月14日被扣,接着被囚，直到1946年3月4日被营救出狱。在这5年多的囹圄生涯中，叶挺被解除作为军人第二生命的武装，被剥夺了作为将领的神圣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人身自由权，然而他从没有停止政治斗争。
“将”蒋介石一“军”。叶挺被囚不久，手1941年2月12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在上饶组织军事法庭”，“请即遵钧令交军法审判”。这里“钧令”即指国民党最高当局于1941年1月17日发出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的通电。这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如真要审判叶挺，叶挺在法庭上道出事变真相，则蓄意发动皖南事变的蒋介石反将成为被告，所以蒋介石不敢“审判”叶挺。蒋介石宣布要审判叶挺在前，叶挺主动要求审判在后.当局又不敢审判,是自食其言,自毁信誉,标志着政治上失分,叶挺在政治上得分。
指责蒋介石迫害皖南事变中被俘新四军干部战士是非法的。他在给蒋的信中申述，被俘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此次意外行动中,概奉挺令而行,无责可言,且党籍问题在挺部合法存在之日不属违法。因此，“在事败被俘之后,假若横加追究,备受折磨,于法于理于情,均欠恰当”。1942年5月12日，叶挺面见蒋介石时,再次提出“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蒋介石说:“尔的部下就是共产党!”“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叶挺气愤地反驳说:“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弄得蒋介石无言对答，只好岔开话题，“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
挫败蒋介石企图把皖南事变的罪责推给共产党的阴谋。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备受政治压力。为摆脱困境,他便从挑拨叶挺与项英、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上做文章，说什么“希夷呀,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何必替人受过呢”?妄想诱使叶挺“能声明一下事变的责任不在政府而在中共”。尽管叶挺作为新四军一军之长，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对项英当新四军政委的政委制有意见，平时与项英在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这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事，在整个因禁期间，叶挺没有说过一句不利手共产党和项英的话。而在皖南事变责任问题上，叶挺态度鲜明，一再谴责国民党当局袭击抗日新四军的罪行。1942年5月，叶挺当蒋介石面揭露事变真相：第一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3个师,连原来有的共7个师，在我们100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队下去逃命”。新四军北移要经过敌占区,弹药不发怎么打仗?既要新四军北移,又以7个师8万余兵力包围新四军，这是为什么?事变责任，不言自明。至于没有能带领新四军干部战士突出重围,叶挺一再声称“余不得不负其责任”。
此外，叶挺在与蒋介石派来各色说客的交锋中，有力地谴责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大义，干出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抗议监狱当局残酷迫害被俘新四军干部战士的行径:在囚禁中蓄发留须，以示抗议;在监禁中,叶挺想方设法找党，先是向陈诚提出要见周恩来和郭沫若,被蒋介石拒绝后,他又在如厕时写信，向党通报被押来重庆的情况;1945年9月叶挺和3个子女从恩施被押往重庆时,叶挺要3个子女逃出,找到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驻地曾家岩50号,找到了党;特别是1946年3月4日叶挺被营救出狱的第二天，他就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报告，两天后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批准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叶挺被蒋介石监禁5年之后，给蒋介石政治上有力的回击。
陈毅在“七大”报告新四军的战斗历程时说:“在施阴谋诡计上,叶、项败于蒋介石之手,在坚持抗日团结的正义上蒋介石败于叶、项之手。皖南事变把蒋介石和叶挺推到国际反法西斯的正义法庭上。叶挺将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正气，蒋介石自己丧失其抗战统帅的地位，堕落到流氓政客军阀的可耻地位。
人生道路走到低谷 人格操守步上高峰
叶挺有过北伐名将的辉煌，南昌起义部队前敌总指挥的荣耀，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桂冠,新四军军长的重任,在他被囚不久写的《囚语》中却揭示他生命历程的另一面:“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的坎坷人生。但以往的遭难无非是枪林弹雨中的撤退,起义失败后的逃亡,党内遭诬后的流亡等等，毕竟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而在皖南事变中，在上司布置的陷阱中成了俘虏进而成为囚徒。“一朝革职,无期徒刑”。从抗日将领一下坠落到失去人身自由、生死莫测的深渊,实在是走到了人生道路的低谷。
囚禁中的叶挺，是关进笼中的雄狮。他失势不失威,失势不失志,失势不失节,从而竖起了他人格操守的丰碑。
临大节而不苟。对囚禁中的叶挺,蒋介石知道他的价值,杀之不能,放之不可。他要用征服各路军阀政客的伎俩，迫使叶挺改变信仰,改换门庭,归顺于他,为他所用。为达目的,蒋介石先后授意他的门徒顾祝同、陈诚等以同窗之情、袍泽之谊轮流上阵,把叶挺这位“阶下囚”临时请为“座上客”,佳言美食,连吹带捧,或要他“屈就”战区副司令长官或挂名战区“高参”,或赠以战区代司令长官等等。叶挺的态度很明朗，“待罪之身,怎能任职”?先得恢复我的人身自由。恢复我叶挺一人自由还不行，被俘新四军将士要同获自由。要我做事可以,让我回新四军去抗日。这是叶挺“至死不变”的“个人之操守”。如蒋介石要逼其为“鹰犬”,叶挺“则只拼一头颅耳”,宁死而“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决不与违背民族利益的反共势力同流合污，决不动摇自己的政治信仰,这是叶挺的大节。
视人格重于生命。1942年5月,蒋介石约见叶挺,谈话的核心内容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面对操生杀大权的蒋介石，叶挺回答说:“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叶挺看得很清楚:“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他懂得:“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他宁愿坐穿牢底,也不要屈辱的自由。对于蒋介石“不然尔就算完了”的恫吓,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叶挺坦然回答:“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使得蒋介石毫无办法。
蒋介石除了用高官厚禄引诱,生死抉择威逼,还利用骨肉亲情软化,美酒佳肴腐蚀,黑狱恶食惩治，长期禁锢消磨意志等手段对付叶挺，但均不奏效,叶挺始终坚持抗日大义,民族正气,决不向蒋介石屈服。
“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叶挺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却对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指战员感到内疚,自责“负血债太多”;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为那些带镣下狱备受折磨的部曲赎命;竭自己所能,给他们以帮助。他为“民族天才”音乐家任光的牺牲“心痛如割”,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他为“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陈子谷同遭“党狱折磨之苦”而愤慨!对文化人黄源之死(误传)深感“痛哉”!
周恩来后来谈到叶挺时说：“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肉体上的囚徒精神上的勇士
叶挺被囚禁后，便从硝烟弥漫的战场,陷入心灵苦斗的战场。他在《囚语》中写道:“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心灵的激烈斗争，比流血的战场厉害。在这里进行着生死与亲情的较量。当叶挺接到妻子的电报，要他不仅为了自己，而且要为六七个儿女“珍重自惜”,就是要他珍惜生命不能死时，“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叶挺不是常人，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所以他说;“但我又那能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这就是舍生取义。理智战胜了感情，“责任和天良”压倒了“儿女私情”,心灵苦斗胜利了,在壮士哭战友的眼泪和狂歌、狂笑之后,叶挺发出了“凯旋的微笑!”他成了精神上的勇士。
正因为心灵苦斗取得了胜利，叶挺的思想升华了，他高唱《囚歌》:“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他期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烈火,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烧成灰烬，叶挺和中国人民将在革命的烈火中得到彻底解放。
蒋介石囚禁叶挺，只能禁锢他的躯体,却难以禁锢他的思想;只能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却难以剥夺他的精神自由。
叶挺在狱中想到他早年读过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苏武的《致李陵书》，手抄过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历代志士仁人坚贞不屈、舍身报国的正气与节操更加坚定了他保持民族正气、抗日大义的勇气。不管是吃着每月120块大洋的伙食,过着“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生活时,还是被囚禁在幽暗的岩洞里，靠开荒种菜饲养禽畜、变卖首饰以维持生计时，叶挺始终泰行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生准则。他从国民党报纸的字里行间，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从难得见到的《新华日报》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反顽胜利的消息。他身在狱中,心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经过5年多的囚禁磨难，充分证实叶挺是个“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铮铮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