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我党无线电通信工作创始人之一，在这条战线上奋斗了一生。他对党忠诚，机智勇敢，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他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10年，李白（原名李华初）出生于湖南浏阳一户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只有8分山岭薄地和一间棚屋。全家人节衣缩食供李白读完初小，因无钱交学费而辍学。13岁时，李白到一家染坊当学徒，奴隶般的童工生活使他深感世闻不平。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李白参加了儿童团和农民协会，15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一那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学马班，李白被挑选去参加学习。掌握电讯技术不仅要用汉字，还要会英文。身为班长、党支部委员的他勤奋刻苦，在身染疟疾的情况下，仍然裹着棉被和大家一起行军，一起学习。手抖得握不住笔，他就把笔绑在手上。经刻苦努力，他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李白被调到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政治委员。他深深地明白电台是全军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系的主要通信工具。他常说:“电台重于生命!”李白他们分队一百多人就有七八十人要抬机器，除了电台外.还有发电机、内燃机、汽油、蓄电池等等。但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们无线电分队没有一部机器掉过队，没有一部机器停止过工作。过草地时,汽油没了,李白就和大家一起想办法用酒精代替汽油。干电池没电了,就在干电池上钉几个眼，泡在盐水里,这样又可以使用一小时左右;后来实在找不到盐时,还用尿来代替过。发报机上的一支真空管失效了，就和收报机上的管子合用。行军过程中，李白时时处处关心战士、爱护同志。战士的鞋破了，他把自己的鞋给战士穿,战士饿了,他把自己干粮袋里的炒青稞倒给战士吃。一次路过彝族地区的原始森林,行走十分艰难。李白让指导员带队，自己专门来照顾生病的队长。没走多远,队长病情恶化,不能行走，他就背着队长走。渐渐地,李白的体力不支,步子越来越小，身体也开始摇晃。李白只好找来一名战士，他俩一起把队长抬出了这片原始森林。
长征结束后，李白来到延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1938年,李白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考虑到年近30岁的李白还是单身，一人租房容易引起敌人怀疑，就安排了绸厂女工出身的裘慧英与他做假夫妻。在工作中两人配合默契,相互体贴,逐渐产生了爱情,于1940年秋天结为真正夫妻。为了躲避特务的搜捕,他们要经常搬家。所谓的家也就是5平米左右的亭子间，房里只能放几块床板和最简单的生活用具，连一张桌子也放不进去。工作时李白就坐在小板凳上，机器放在床板上。收发报时间大都是零点到四点，亭子间盛夏像个蒸笼，由于是秘密发报,还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李白常常大汗淋淋;冬天寒夜,戴着耳机的李白浑身冰凉，按键的手指冻得红肿麻木。裘慧英担心他的身体，他却说:“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冬天我的心火热,夏天我的心凉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大肆抓捕抗日爱国人士。李白不得不把电台功率降至15瓦，但仍然被日寇的雷达测向仪发现。1942年农历8月14日夜晚，李白和往常一样关好阁楼的窗户,戴上耳机，开始集中精力向延安总部发报。凌晨3点，日本宪兵队的警车突然风驰电掣而来，迅速包围了李白的住所。李白感到情况非常严重，便向对方拍了“PSEORX”(英语缩语:我这有情况,请你等等)。紧接着敌人踢开大门,将李白和裘慧英拘捕,随后押送到日本宪兵本部。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使两人屈服。在李白受刑时，敌人把裘慧英押进来看，逼她招供。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敌人在他腹部和膝盖处绑了几道粗绳，脚后跟垫了三块厚砖，待加到第五块时，他的腿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很快,他昏死了过去。随即,敌人将李白拖到水龙头下,水龙头一开,一股凉水直对着他脸上冲,他苏醒了,肚子慢慢地鼓起来，被绳绑着的地方勒得像葫芦,嘴里不断吐出白沫、黄水，后来又吐出血水……敌人逼问:快说，你给谁发报，帮延安,还是帮重庆?李白一听，原来敌人没有掌握实情，便更为坚定地应付敌人。敌人恼怒了,竞用老虎钳夹住他的指甲来回转,十指连心啊,这是何等的痛苦!但李白坚强地顶住。敌人又把电线绕在他的手腕上，一通电，只见他浑身颤抖,喉咙里“咕咕……”作响，又被折磨得昏厥过去。经历三番五次拷打逼供，敌人从他身上一无所获。一个多月后，裘慧英被释放了。在党组织多方面的营教下，8个月后因李白在狱中没有什么口供，属无头案,李白被保释出狱。
1944年，李白根据党的指示，打人浙江淳安县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他化名李静安，与裘慧英离开上海往返于浙江场口和江西铅山之间，以报务员的身份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大量情报。1945年春末，场口一带战事吃紧,他奉令西撤到达淳安，遭到国民党军队搜查，没收了电台。李白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源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因为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组织派人营救，翌日获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战爆发。李白接受组织的命令,和裘慧英回到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发报工作，并以在善后总署教济复兴渔业管理处修理渔船电器设备的工作为掩护,清早挤车去上班,傍晚回家,深夜发报。为了尽量躲避敌人的侦测，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络。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符号的情报,如国民党陆军的部署、海军的各舰所在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少尉愈渤驾机起义的计划等情报，都由李白发出。为了加强上海和中央的联络，李白向党组织建议立即另建预备电台，并着手组装收发报机。11月中旬,他参加了预备电台的调试工作，协助工作人员排除了故障。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正在拍发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敌人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镇静地发出紧急信号，处理了电报稿纸。刚把电台隐藏好，敌人便闯进屋,翻箱倒柜,挖起地板,撬开境壁,把电台搜了出来。李白被押送到四川路海宁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大队。在那里，他再一次经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敌人还把很长的针戳进他的手指甲里……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和威逼利诱，李白始终坚守着党的秘密,拒不招供。敌人看到刑具摧毁不了李白的钢铁意志，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捉来诱供，敌人的阴谋又遭失败。由于李白在狱中英勇斗争,保守党的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5月7日上午,妻子裘惠英到狱中探望时，李白安详地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此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对此案“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反动命令，将李白秘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
上海人民为了怀念这位伟大的英雄，拍了一部我们现在熟知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中主人公李侠的光辉形象就是李白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