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胡立教同志
井冈山红军老战士，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英雄，新四军通信工作和对空情报侦察工作的组建人胡立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1938 年,我还是军参谋处一个小鬼的时候，就同他认识了。1945 年日寇投降，我即在胡立教同志负责的情报部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今他已驾鹤西行，历历往事禁不住涌上心头——
新四军创建初期，胡立教同志是军部参谋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在他去世前为《新四军通信简史》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胡立教同志开头便自我介绍说 : “我于1928 年在家乡吉安参加革命,1930 年参加工农红军，不久便调去学习通信，并进入中央军委二局，1937 年底组建新四军，中央军委把我从二局调到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司令部通信科长，以后虽有变动，但仍然和通讯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我所知，胡立教同志随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不久，所肩负的任务之一对空情报侦察，即破译敌军无线电通信密电码，保卫在敌顽夹击中我军自身的安全。新四军这条无声战线的工作是由他组建的。单位代号为“三山办公室”，意即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胡任主任。1943 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情报工作领导小组，潘汉年任组长,赖传珠、胡立教为小组成员。
1941 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我已调苏南敌后的江抗(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工作。记得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机要科长王坚给我看了一份从盐城新四军华中指挥部以刘少奇、陈毅名义发来的绝密电报略称：“皖南军部已被顽方解决，叶挺被俘，项英下落不明。”其时江抗谭震林司令员刚于当日下午出发去华中，上路不久，何克希副司令马上派快马去把谭司令追回商讨紧急应变之策。这晚我们驻在江阴东乡，月色苍茫,我和王坚两人在室外倾吐满腔悲愤。国民党当局丧尽天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犯下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滔天罪行。此后我们日夜企盼有关皖南将士突围的消息,半个多月后,接路西韦永义(所部后改编为五十一团)的电报,报告胡立教、扬帆两人已突围找到他们那里，正布置他们过江北上。我们高兴极了。稍后,韦又报告叶超也到达路西北上。
皖南事变，国民党军组织了7个师的重兵，对奉命北移行进中的新四军部队9000 人实行突然包围袭击,我部伤亡惨重。失散的官兵想冲破重重封锁圈困难万分。胡立教和扬帆在一起，历尽艰险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对这段非凡的经历，胡立教同志在《断桅扬帆》一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扬帆是个书生，没有战地实战的经验，他想到山头上去看看。我急忙叫他:‘快下来,快下来!’但已经迟了,他的目标已经暴露。啪!啪!啪!敌人一排枪打过来,扬帆急忙奔下山来,连枪也丢了。当时我带领的警卫班走散了,只剩下两个人,于是我们四人一起走。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和扬帆约法三章:一、在战场上得听我的;二、有些事由谁出面交涉要看情况,要商量;三、到了平原地带,由他出面讲话,因为我是江西人,我的口音容易引起怀疑,讲什么事先商量。扬帆都同意了……到了磨盘山,找到了地下交通站。这时要过滆湖、长荡湖等三个湖。一次过湖上船时，我看见对岸有手电光亮了一下，说明湖的对岸有人在搜索,立即警觉起来,急忙对扬帆说:情况不对，‘我们走陆路。’扬帆说他走不动了,我说走不动也得走啊!结果那条船上的人都不幸被俘了。”当时,他俩曾经连续四天没有吃一点东西,幸运地采到一大把连鸟也不要啄食的野果，在小溪里舀一杯冷水，这算是一顿美餐了。
最危险的那回他俩距搜寻他们的敌人只有一步之遥。他俩以自己都不能相信的精力，拔腿飞跑,敌人的机枪、步枪、驳壳枪一起响了起来，子弹雨一样落在他们的身后，幸运的是他们终于翻过了几座高山，到达安全的另一个山坑里。
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他俩成为突围出来到达苏北的第一批干部。由胡立教、扬帆(还加上叶超)所拟皖南事变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是皖南事变突围出来者写给中央的第一个报告。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在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署名给刘少奇、陈毅先后二次电报中,继各师负责人名单之后,曾特别指示:“你们可调胡立教负责二科侦察工作。”可见中央对胡立教同志及其特长，以及对空情报工作的重视。
在军首长的关怀下，胡立教迅速重建起对空情报侦察工作的机构“调研室”,为华中局和军部的直属单位，开展了对空侦察工作，即监控敌军的无线电通信，破译其空中往来的通信密码。他们无声无息地从空中往来通信的无线电波中,抄收敌人的密码，从而破解敌方的机密,及时、迅速地反馈到首脑部门，使之密切配合作战，为战争服务。为了获取最准确、可靠的信息，他们每晚面对昏暗的油灯冥思苦索,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破译敌人的机密，其工作的艰苦卓绝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1946年11月新四军军部北上,同山东军区合并。由我负责的军参谋处侦察科并入山东军区情报处;随军北上的调研室属情报处建制,由尹耕莘负责;留在华中的调研室由朱振纪负责。胡立教同志任情报处处长，我任情报处一科科长。从此我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山东三年左右时间，适逢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并重兵进攻山东。在艰难的形势下,我军英勇奋战,终于由内线防御作战转入外线反攻的新局面。华东情报部在胡立教同志领导下，在为华东首脑机关提供战略战术情报、策反国民党陆海空军投诚起义、配合济南、徐州、青岛三大城市的解放接管和肃清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工作中，均发挥了重大作用,战果丰硕,屡获华东局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表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同志对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平反昭雪的决定在上海贯彻执行是认真的，对扬帆的平反及大批因潘扬案件株连遭到错误处理者的复查纠正善后工作也是重视的，在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下成立了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较快地纠正了潘扬冤案在上海造成的严重错误。在立教和市委领导的关怀下，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了纪念文集《潘汉年在上海》。由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组织的编辑组还编写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经立教同志大力促成,有关方面终于完成了电视剧《潘汉年》的拍摄。立教同志偕同顾明、刘人寿、何荦、徐大纲和我先后两次参加在大连和天津召开的审片会。由此，《潘汉年》一剧得以在全国公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立教同志尊重历史，作为皖南事变的亲身经历者，率先拥护经中央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项英》条目以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对皖南事变和项英功过的提法，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98年5月13日北京召开纪念项英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有关方面特邀立教同志前往参加并代表上海发言。
立教同志对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和军队早期领导过他的前辈周恩来、陈毅、李先念、曾山以及曾希圣、郭化若、王铮等同志感情十分深厚。在由他撰写的纪念曾希圣同志的文章中，他详尽地记述了我党我军对空情报侦察工作的创业史，对曾希圣同志的领导风格作了精彩而感人的介绍;在纪念王诤同志的文章中，他系统地介绍了我军通信工作的创业史;在纪念郭化若同志的文章中则介绍了红军早期参谋工作的创业史……立教同志所有这些回忆文章均是非常珍贵的党史资料。
立教同志从不彰显自己，但从他纪念别人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