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我出生在广西凤山县盘阳区福厚乡干吾村(现为巴马县西山乡干吾村)一个贫苦的壮族农民家庭,11岁才上一家私塾念书，因家贫一年后辍学回家务农，直至14岁就读于同乡革命青年黄明春(黄松坚)创办的福厚小学。当时，韦拔群同志常常来到这个学校宣讲民主革命的道理,我深受其影响。两年后,我便进人了韦拔群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曾任凤山县农民协会交通员、宣传干事、土改工作队队长、县农民赤卫军连指导员。
1929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任军部警卫员、特务连班长、经理处文书。1930年10月，我随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四省,于1931年4月到达江西中央苏区。10月,张云逸军长推荐我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报务。对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我，学习洋文洋码收发报，困难可想而知。经过6个月艰苦学习,我掌握了中、英文收发报技术，如期结业。之后,我先后任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红五军团电台报务员,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1934年年初，红三军团攻福建省沙县时，遭敌机轮番轰炸。那天，我正在抄收中央军委急电,右腿被弹片击中受重伤，我忍痛坚持把电报接收完,才被送到后方归化县医院治疗。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医院无法进行手术取出弹片。这块弹片就一直留在我的右腿膝盖中,陪伴我度过七十多年的革命征程。
1934年10月，我随红五军团从江西兴国出发,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翻越夹金山时,天寒地冻,我只穿两件单衣,全身冷得发抖,脚上的草鞋被积雪蹭掉了,是战友送我的棉背心和草鞋,使我绝处逢生，终于跟随部队胜利越过了大雪山。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县会师。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抗日。会后两路军过草地北上。我被编入红四方面军二局任电台台长，随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左路军在天全、芦山一带，撞到了四川军阀的刀口上,加上饥饿、寒冷、瘴疫一齐袭来,部队受挫,减员严重,由原先的八万多人骤减为四万多人。我和二局的大部分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内外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我们不得不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在海拔三四千米的皑皑雪山和百里荒无人烟的泽国草地往返来回43天。本来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左路军却走了三万五千里。
1936年10月，部队走出草地，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1937年初,红四方面军二局到延安并入中央军委二局，我任二局副科长,负责通讯侦察工作。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6月，我奉命调到新四军，先后任军部无线电总队第三分队队长，江北指挥部电台队长，二师师部电台大队长,军部三科副科长，电台总队副总队长。为了提高通讯技术水平，总队党组决定,开办业务训练班,将总队五个分队的报务员集中学习。经过半年培训，培养了一批通讯技术好手,为部队通讯畅通、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保障。
1946年年初，部队北上山东，华东军区司令部任命我为新成立的华东通讯学校校长,1947年9月,调任华东通讯局副局长。1948年8月，曹丹辉局长和我奉命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央通讯会议。鉴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根据华东军区首长陈毅、张云逸指示在济南创办“华东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由我负责筹建并任校长兼政委。
1949年5月，南京、上海先后解放,我受命接管上海电信局，任华东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电信局局长。同年年底,我和其他42名广西籍干部奉命回广西工作，被任命为广西省交通厅厅长兼邮电管理局局长。
在战争年代，我对技术人才在战争中的作用有切身体会,所以，在广西经济建设工作中,我就比较注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不论是对随军南下的技术干部,还是对留用人员,都一视同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坚持走群众路线。1956年,广西发生因灾饿死人的重大事件。1957年2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负责同志总结广西因灾饿死人的经验教训,开展讨论,各部委负责人先后发言。我在会议上直言批评了省委个别领导缺乏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不料因此却被扣上了“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被点名批判,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由此，蒙冤长达二十多年。
1983年6月，自治区党委推倒了所有对我诬陷不实之词，恢复了我的政治名誉和生活待遇。
从1954年起我先后任中共广西省委委员、省委交通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中共八大代表,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自治区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5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我离休。至今我仍被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常常关心自治区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关心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特作此文,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