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1日,新四军收复了离南通城30公里的白蒲镇。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达了于1月13日24时生效的停战令。同时成立由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并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
就在停战令签署的当天，国民党七十一军九十一师抵江北。14日晨，九十一师所属2000余人，纠合原如皋伪保安大队朱开治部600余人侵占白蒲以南的朱家窑、姜家园。15日晨,又以大炮、飞机狂轰我白蒲守军。16日国民党军继续北犯，将我军逼到林梓一线。
“白蒲事件”发生后,苏中军民要求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进行调处。在我军民的一再要求下,北平军调执行部决定在徐州执行小组下再设一个淮阴小组，共15人，美方代表邓克中校，国民党代表肖凤岐上校，我方代表韩念龙上校,负责到白蒲等地进行调处。3月15日,执行小组抵达如皋城，并将要来南通。
南通国民党军政当局为掩盖事实真相,倒打一耙,他们编造谎言,伪造民意，准备在执行小组到来时组织官办团体请愿游行。
3月14日,中共南通城工委接到地委的指示:要警惕并瓦解敌人可能组织伪造民意的请愿。城工委研究了地委的指示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派王敏之于3月15日上午进城,向各支部作布置，开展一个规模较大的要求和平民主的群众性政治示威运动。
3月17日，“南通文艺协会”在县立女师附小二部(原南通实验小学,地址:育婴堂20号)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会章和十项决议,选出了钱素凡、顾迅逸等七人为理事。会上决定文艺协会第二天也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欢迎队伍,向执行小组请愿,并由到会人分头动员群众参加。
17日晚，王敏之等再次通知学生中的党员，一定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队伍,和多数同学一起，以便宣传教育,见机行事。
3月18日早上,青年们(其中许多是南通中学和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从四面八方走向城北的附小二部。他们举着“南通文艺协会”旗帜冒着细雨向大码头进发。执行小组将经这里进人南通城。
青年们一路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喊着口号,并不断有人参加进来，人数越来越多。
时至中午，执行小组还没来。官办的“民众团体”已经散去,文艺协会的青年们仍然精神抖擞坚决等待。
为了鼓舞斗志，共产党员钱健吾创作了《坚决等待》一首歌，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青年剧艺社的几个同志立刻分头教歌，歌声唱出了人们的共同愿望，显示出青年们的坚强决心。
下午4时35分,执行小组人员乘坐的汽车到了。汽车很快驶过,青年们立即随汽车奔去。在更俗剧场西南转弯处，一群国民党士兵气势汹汹地持枪拦在路上不准通行，愤怒的人群冲了过去。队伍一连冲过三道封锁线，到达了执行小组住地桃之华旅馆(今桃坞路6号-9)门前。门口的士兵持枪拦阻,不准入内。青年们坚决要求执行小组接见。国民党官员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派三个代表进去。
孙平天等三个代表进去,送上南通文艺协会公开信、南通学生建议书和文艺协会招待执行小组的茶话会请帖后，就被特务连推带拖地赶出来。
青年们更加愤怒，口号声、歌声更为激昂，在大家的支持下三个代表又进去了。之后,美方代表邓克中校出来讲话，并答应第二天出席茶话会。
次日下午1点钟，孙平天等三人到桃之华旅馆，邀请执行小组代表出席在女子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举行的茶话会。邓克中校托病不能赴会。三位青年随机应变要求见新华社记者。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同意吴青和樊发源两位新华社记者参加茶话会。茶话会在女师礼堂举行。会上,两位记者介绍了解放区学生、青年和妇女的情况。座谈中，不断有人递上纸条和信函给记者。有一篇署名“里闻”题为《民意在雾中》的文章,控诉了国民党在执行小组到达南通前几天，通过保甲长强迫居民在空白纸上签名,假借名义伪造民意的罪行。此文是长期病残卧床的共产党员徐惊百写的。
3月20日上午,国民党当局又一次组织“商会”和“同业公会之类”的“民众团体”搞“请愿”。在中共代表住处的马路上，十几名所谓“流亡人民代表”在叫嚣着，喊着反动口号。这时进步青年顾迅逸、孙天平、戴西青等也赶来针锋相对地高呼:“彻底惩治汉奸!”“反对伪造民意!”“取消特务机关!”在场的学生们立即响应,跟着高呼。所谓“流亡人民代表”的叫器被压下去了。
面对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以逮捕和屠杀的手段加以镇压。
3月23日,青年剧艺社社员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在排演话剧《日出》后一起返回顾迅逸家，在水关桥一家面店前被预伏在小巷的特务绑去,关进西寺。第二天晚上7时许，他们被特务们推进江中。
3月27日，孙平天失踪了，三天后他的尸体在天生港老鸦嘴被人发现：手脚被电线捆绑,身体多处刀伤。
4月3日，文协会员、青年社员季天择，《苏报》记者戴西青被捕。4月4日,文协理事、南通中学教师钱素凡被捕。4月5日,青艺社员罗镇和被捕。
4月5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将钱素凡等四人抛人江中。为防止尸体膨胀浮出水面，特务残忍地用刺刀截破四人的胸膛。
南通惨案发生后，参加“三一八”斗争的部分青年,在地下党的指挥下,分别转移到上海、苏中解放区继续斗争。
转移到上海的青年，奔走呼吁,揭露惨案真相和特务罪行，分头找社会各界介绍南通惨案情况。上海各界进步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声援南通人民的正义行动，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暴行。
延安《解放日报》以《南通惨案》为标题发表了社论,指出:“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不能不令一切有血气的人为之毛发悚然，为之义愤填胸!”并发出呼吁:“坚决要求立即惩处制造‘南通惨案’及一切特务暴行的罪犯，解散一切特务组织,保障人身自由，实现四项诺言,实现政协决议。”《新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民主》《文萃》等刊物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谴责特务罪行。全国各地的抗议之声与南通青年的声援之声汇成一股洪流,推动了全国反内战要和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