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碟香菜一盘贯心糖

为了避开炮竹声浪高潮的干扰，乙酉农历年三十下午四点来钟,我拨通上海沈西蒙老团长的电话,他第一句话是“你电话来得真巧,我刚到家吃过年饭，正要回医院去。”得知他近年来被心脏病所困一直住在医院，我本能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继而转念一想,现代医疗技术突飞猛进，或许他能化险为夷，即奉告我将择日去上海再次登门看望。讵料天有不测风云，4月28日下午4时20分他驾鹤西去，除夕电话拜年竟成为诀别对话,顿时,一幕幕与沈老过从的往事,频频闪现于脑屏。
　　当年的南京鼓楼金城大楼四楼，大厅是华东军区文艺干部训练班戏剧系的教室，学生是三野各军兵种及华东军区所辖各省区选派来的文工团员，大多是二十岁光景，有的是刚人伍就保送来培养的姑娘、小伙子,还未脱满脸稚气。有一天,教室北窗下座位.忽然出现一位三十出头的老学员，很夺人眼球，但见他正襟危坐、全神贯注静听吴仞之老师讲授史坦尼体系。有人悄悄告诉我:“那位就是沈西蒙，解放军艺术剧院院长。”说起解放军艺术剧院，之前我已有所耳闻，它是全军建立的第一所艺术剧院，既荟萃一批从实战中练就的出类拔萃的文艺人材，又新吸收了一些原有社会知名度的艺术家，堪称藏龙卧虎之地。沈西蒙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创作大型话剧《重庆交响乐》《小红鬼》《花子街之战》等作品,解放战争期间所写的《买卖公平》,军旅文艺团体几乎都演遍了战地哨所，我所在的皖南军区文工团,还正在芜湖徽州等地上演着。1950年,我作为一名参军才两年的文艺新兵，能与这位华东军区军旅文艺的领军人物同窗听课，在感受添加学习动力的同时，也印证着文艺圈内“沈西蒙求知若渴,爱才如命”的传闻。
　　戎马倥偬。1955年,辗转皖南、安徽、福建军区文工团之后，我被调入总政驻南京话剧团(不久改名为前线话剧团),团长正是沈西蒙。五年前,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半相识”,不料，一次我吃完午饭从食堂走出来时，后面人喊我名字,回头一看,竟是团长沈西蒙。他也同样刚在食堂用过午餐,向我招手:“小鬼，你等等……”他与我并行,边走边聊：“听说你是安徽泾县人?”我点头称是，仍不明所以。他随和而又真挚地赞叹:“泾县的香菜和贯心糖真好吃。”咦?顶头上司与我面对面第一次交谈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香菜和贯心糖，五年前那种近于高山仰止的心态,为之一扫;平日里那种严肃得近于拘谨的上下级关系,顿时烟消云散,便无拘无束地回答:那是故乡农户寒冬腊月自制的土特产,家家会做,人人爱吃,我母亲做的特别好吃，
　　他说在云岭吃过，吃过难忘,偶尔也看过制作,但全过程不清楚,其中必有奥妙，问我是否掌握操作技术?我说，“我也只会吃,不会做”,相互一笑了之。
　　南京炮标,有个偌大的教练场,是我们出操、吊嗓、健身锻炼的理想场所。前不久我在福州刚学会骑自行车,来到这地广人稀的营房，想过一过骑车瘾，但出租自行车的车铺距营房很远,非常不便。幸天赐良机，忽见两排营房间过道房,停有辆没上锁的自行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骑上它在教练场风驰电掣般地“疯”了起来。十来圈兜下来,夕阳西下,我满头大汗推车回来，想鱼不惊虾不跳地物归原地。忽听屋内传来一声吆喝：“哎小鬼，你把车骑哪儿去啦?“我惊抬头，是团长沈西蒙。他虽然面有愠色，但一口吴依软语，天生儒雅，多年战争硝烟并未把他熏烤成怒目金刚，他尽管提高了嗓门却并不吓人。我只“嘿嘿”一笑,漫不经心地回答:“兜风啦!”“兜风也不打个招呼?我前前后后找了好几趟。”我又“嘿嘿”一声,嘴里非但没说对不起或不好意思之类的话，反而嗫嚅着:“我不知道是谁的车。”也许他急于下班回家，便学我的口吻:“嘿嘿——小鬼这么调皮呀!”脚一蹬，飞车而去。我转身到自来水龙头下洗脸，毛巾捂面回味着刚才情景，不由“嘿嘿”一笑,心想沈团长今天是“书生遇到愣头青”了。
　　在炮标没驻多久，移驻大方巷。年岁稍长有家有室的同志,分驻大方巷附近的四条巷和五条巷内，我等“自由的哥萨克”,则四人一室住集体宿舍。这年春节，同队同组的女演员沈西蒙夫人余小梅邀我们几个“哥萨克”到她家去包饺子，我们便半开玩笑地推说:“沈团长太忙，你不担心我们去打扰了他?”说他忙,并非戏言,沈西蒙这一年，被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在创作话剧《战线》之后，与人合作的电影《南征北战》在全国上映,大型话剧《杨根思》已进人排练场,时不时还去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酝酿《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创作。无论在事业上或写作上，正处于上升期。可是余小梅则误以为我们将她的军，她大眼睛一眨:“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明天再说吧!”第二天果然沈西蒙到我们宿舍来“面请”了,并嘱咐我们除夕晚餐不要订菜，食堂炊事员也要提前下班回家吃年夜饭。恭敬不如从命。我与同组的两个单身汉如约按时前往沈寓。饭菜并不铺张，可对我们长年吃大锅饭的小伙子来说，那早已准备好的四五道小锅菜色香味俱佳，一端上饭桌,味蕾顿开,三下五除二就扫了个精光。
　　2003年5月3日10时许，电话铃又响，原以为仍是一般的亲友打来的,平静地接听:“你好，哪一位?”那头答:“沈西蒙。”我不相信自己有点背的耳朵:“谁呀?”“我是上海沈西蒙,电话打到省文联宿舍，你家保姆说你在这边书房,我跟踪打过来的……”好一个跟踪电话!依然是吴依软语,依然是慢条斯里,跨越46个春秋的遥远声音，又是熟悉如昨的亲切声音,来不及嘘寒问暖,我先是张口发愣,接着唐突失语：“老团长,你怎么还记得我?你怎么……”显然他感觉到我的惊讶:“没什么,你在安徽省文联，可能知道原来在华东军区搞创作，后来去了安徽的一些老朋友的近况。”便逐个问及《渡江侦察记》作者沈默君，写《海上风暴》的矫福纯,写《互助生产》的缪文渭(已故),以及舞台美术家卢雨稼、老演员刘汉等人,我据已所知，一一作答。随后他说已经看到我写的《展痕集》了,第一本书却没有。他指的是我1989年出的散文集《消闲集》,可惜时越15年,无奈书店已销售告馨。通话的最后，他瞩我今后所写的东西，即使没有结集也可散篇零章地分期寄给他看。我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心知肚明。他要看,而且认真地看了一些，这体现了他为人为文的一贯作风：自己写,也鼓励别人写;自己出成果,也期望别人出成果。可是,我够得上他的期望值吗?岁月尚未穷尽，“小鬼”仍须努力。
　　感谢上海“前线”老战友联谊会的相邀,2003年11月4日下午，我在散会后特意留沪一日专程去天山路看望沈西蒙，万万没想到见面才说两句话,他竟然说：“你还年轻哩!”剧作家善用潜台词,这年轻二字,是否暗示看了我书稿觉得我思想和涵养还不成熟?要不就是看走了眼,错把印象当现实?进门前,里弄门卫问:“老同志有什么事吗?”我回答:“老同志还有老首长要看。”门卫师傅说：“你说的是沈西蒙吧?”老团长听我这么一讲，意识到当年的小鬼已到了“人见称老”、“上车有人让座”的年龄段了。他会心一笑问过我的年岁,连说“不像,不像”。这一下倒使我像孩子发“人来疯”，倏地站立,拉起跳交谊舞的架式转了个圈：“我现在还能来几下哩。”他领首微笑,说了句看似激励于我，实则是他自己晚年的切身体会的话:“心态好、还能写书。”别后40多年,他曾担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可谓功成名就，而在重逢晤谈中不着一语,无心置喙，一以贯之地坚持低调的态度，倒是兴致勃勃地提到关于研究李鸿章、曾国藩等学术界一些热门话题，认为研究历史、评介人物多几种声音比一个腔调要好。他有所感触地说:“还有好多事有待我们再学习、再认识。”我蓦地发现,其思维之清晰、语言之明快与他病弱的身体并不同步。1988年他离开副政委之职,回归文艺,离而不休，一头扎进转型期社会的实践。年逾古稀的他仍穿梭于沪宁列车上，置身于街巷里弄中,不停地采访阅读、思考和笔耕。老团长的精神世界,如其所撰长篇小说之书名，乃“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是位终身守望创作大业的老文化人。
　　无标题、无主旋律、尤其是无“等级差”的交谈,率真随和,高度轻松,我们断断续续说起“香菜贯心糖”的对话、教练场骑车兜风、大方卷吃年夜饭,桩桩趣事，双双沉浸于温馨的回忆中，齿唇间仿佛还浸润着贯心糖的甜味。
　　近距离漫谈进行中，老团长突然呼我:“吴炳南，你不能经常来看看我吗?”我说合肥抵上海快车还要7小时。他追问:“不是提速了吗?”我说:“提过速才这样,再要大幅提速,估计还要三两年。你久居上海,磁悬浮列车已驰骋自如，内陆偏远地区并没有旧貌变新颜。老团长你1938年底投奔新四军服务团，参军地是皖南泾县，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它至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至此,沈西蒙默然良久。我表示:“当然这不会阻挡我常来看望你。”秋末冬初日照短，恨地球不能定格。暮色苍茫中，在沈寓庭院，一位年轻后生为我俩拍下-张合影。明知感光不足，效果不佳，这可是相识56年来唯一的纪念物,至为珍贵。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5月6日沪上友人向沈西蒙遗体行告别大礼。我衔哀致诚,跨越时空，钩琐细往事草成此稿，权作一碟香菜，一盘贯心糖,遥祭老团长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