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潘汉年同志百年诞辰
1949 年上海解放，潘汉年同志任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党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分管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工作。汉年同志是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在文化、统战、外事，特别是党在情报保卫工作隐蔽斗争战线杰出的领导人。1955 年发生的潘汉年、扬帆冤案使一代英才蒙受千古奇冤。
上海解放时，我们面对的是国民党溃败后的烂摊子以及敌人封锁轰炸造成的严重局面。入城后军管会颁布的治字第一、第二、第三号布告，是在潘汉年直接指示下，由扬帆起草的。内容大意为凡抗拒军管会命令隐藏枪支电台拒不交出者，继续进行反革命潜伏活动者，进行暗杀破坏活动者均在打击之列。其中心思想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从事现行破坏的反革命活动，把历史反革命分子暂放一放，这是非常英明的。
同敌特潜伏电台的斗争
解放后三个月，上海公安局破获国民党特务电台，犹如疾风之扫落叶，其行动之迅疾，破获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系统之广均属突出。而且台湾间谍，来一批就被消灭一批，至 1949 年8月，共破获国民党潜伏电台 37 个，成绩特别优异。这些都是匪特最高特务机关为应变而苦心经营的。他们选拔得力特务骨干，专门予以培训，布置绝对保密，企图长期潜伏下来，从事搜集我方情报活动。他们均有特制小型电台与台湾上级特务机关联系，像保密局精干的9个潜伏组台，事前均经过通报联系的预演。空军朱禹九潜伏台每日则向台湾报告上海的气象情况。这些敌特电台，如果得以存在下去，岂不危害无穷?而上海公安机关能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连续发动几个大小不同的战役和战斗，将敌特机关的主力军保密局、国防部二厅以及内调局 (中统)、毛森的警察系统和陆京士的工特系统精心布置的潜伏特务一网打尽(尚有同香港秘密通讯联络的非法商报电台 8 部)，这不能不说是非同小可的巨大胜利。这是正确运用“以特反特”策略旗开得胜的首功。
台湾敌特首脑机关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其各个潜伏组织均黯然无声无息(其实已遭我全歼)之后，台湾保密局继而派出特务老手罗炳乾和徐尊庸，组建直属独立台和上海站。他们更为狡诈险恶，隐蔽更深，且均有社会职业掩护。就在他们疯狂活动时，我们及时将他们围歼消灭。向保密局提供轰炸情报的罪魁祸首罗炳乾是潘汉年副市长敦促立即破案并亲手批示枪决的。破案的关键线索也是潘汉年解放前领导的情报系统报有关部门批准打入军统任特六组台长的中共党员蔡炳贤提供的。又怎能黑白颠倒，把造成“二六”轰炸的罪名加到潘汉年的头上呢?
同敌人武装匪特的斗争
上海解放伊始，敌人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和各种困难，利用东南沿海岛屿作前进基地，指挥派遣潜伏武装特务潜来上海，网罗余孽，伺机作乱，每股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百余人。解放初的 6月至8月，我破获武装特务案件85起。如8月17日破获的原交警上校特务邬子斌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妄图在浙东建立根据地一案，捕匪 40 人，缴获关防、手枪、卡宾枪及弹药等一批罪证。1950年“二六”轰炸后半年，破获武装匪特 152 起。如保密局委派的江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张元，毛森系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钱江纵队司令金颂新，保密局苏浙特别站少将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司令、美特寄予很大希望的封企曾。封匪1950年7月潜沪，立足未稳即被我逮捕，该案先后共捕匪 43 名，电台一部，报话两用机一部，手枪 6 支，子弹 70余发。
1950年6月，美帝侵朝战争爆发，武装匪特活动更为疯狂，他们叫嚣反攻大陆，从事颠覆人民政权的罪恶活动，气焰极为嚣张。潘汉年市长领导我们狠狠予以迎头痛击，彻底“扫荡”，至 1951年 5月一年中，破获武装匪特413 件。
同敌人行动暗害匪谍的斗争
解放后，蒋介石曾密令各特务机关“组织秘密行动队，仿昔日暗杀伪人员办法，制裁匪首和附匪分子”。保密局则叫嚣：“为使共匪胆寒，增加后顾之忧，应派遣精干行动人员在其后方大城市匿居要处，行刺要员……形成社会之恐怖紊乱。”
自1949年5月至1953年底，上海共破获以行动暗害为主要任务的敌特案件 14 起，属保密局系统的便有 10起，属老特务杀手的即有 12 起。暗杀对象主要是华东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他们还担负爆破我军事目标以及在闹市(如先施公司)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等任务。他们行前，毛人凤、潘其武等特务头子还召见打气，许以重赏。如暗杀陈毅等高级领导成功赏黄金千两或台币10万，杀一个中层干部赏金 3 万，一般干部赏金1万。毛人凤曾恶狠狠地说：“如果不能暗杀军政高级干部，不能爆炸军事仓库，戏院也行，只要爆炸成功，就可以扰乱人心。”我们根据中央、市委和公安部的指示，在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基本上做到“枪未响，弹未炸，匕首未出鞘，毒药未投放，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把潜入的行动特务一一缉拿归案。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首长、一个民主人士、一个起义将领、一个知名人士遭到敌人的暗害，为党和人民立了功”。(摘自《上海反间谍斗争史》，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编)如被军统局神乎其神吹嘘为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著名杀手刘全德，心狠手辣，十分危险。此人红小鬼出身，搞过军队保卫和特科工作，被国民党逮捕后动摇叛变。他剽悍凶残，保密局委以直属上海组上校组长，发给经费黄金 30余两，布置其潜回上海暗杀陈毅市长，限 6个月完成任务，许以返台后再奖给黄金一百根大条(1000 两)。此人潜入上海后仅 7天，活动未展开，甚至自己小组的成员也未能见面，即落入人民的法网。此皆“以特反特”策略之功。
另一军统老牌特务职业杀手朱山猿奉毛人凤亲授密令暗杀陈毅、饶漱石、潘汉年，使用“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行动总队”番号进行活动。朱对其成员交代：“先建立工作路线，然后下手，不要用枪，用枪只能杀一人，且易肇祸，不易逃跑，用毒药可毒死全家。”他又派蒋永锡通过熟人购进一些自制炸弹、毒药等器材和药品，准备一旦暗杀不成，就密携到大世界、四大公司等热闹场所爆炸。他说：“只要炸弹一响，即可经过香港返回台湾，向总部邀功请赏了。”朱匪 1950年6月8日潜回上海，18日即被我预伏的“特情”拦路迎截，生擒活捉，一网打尽。
这里要特别指出，潘汉年可是敌特务机关指令暗杀名单上名列前茅的我党政高级领导人之一啊!
功勋卓著的上海镇反主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要求各地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决纠正镇反问题上“宽大无边”的偏向。
1951年1月至3月，毛泽东主席对上海的镇反工作连续作了三次批示。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似乎意识到在镇反问题上，华东较之其他战略区起步慢了一步，他在瑞金路华东局礼堂的报告会上表示，华东各大城市不一定强求统一时间和行动，可以此紧彼松，此松彼紧。作为上海市保卫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并兼市委反革命案件审理委员会和镇反群众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实际上成了波澜壮阔的上海镇反运动的总指挥。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辛劳，紧跟中央的部署，真正做到了认真负责，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分别是非轻重，率领上海市广大干部和群众补上严厉镇压反革命这一课，以求准、稳、狠地打击敌人，捍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1951年4月27日，市委统一部署举行了全市大搜捕，依法逮捕土匪恶霸、反动党团特务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各类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4月29日，在上海逸园(今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潘副市长出席讲话。会上控诉了 9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曾杀害 500 余名爱国人士的敌特“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校特务组长徐松坚 (徐尊庸)，江南“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的惯匪陆杏生，强奸 100多名女工的上海蜜蜂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制造劝业大楼血案的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横行真如的恶霸特务周筱炳，杀害文萃三烈士的剑子手任宗炳等。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宣布将上述9名凶犯判处死刑，全场欢声雷动，高呼口号，坚决拥护严惩反革命分子。280 余万上海人民和 80 万苏南人民收听了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公审大会实况，1700多个单位、63 万余人给大会来信来电要求严惩这 9 名罪犯。大会还收到 5800 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4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将 285 名(包括公审的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万民欢腾。全市召开 3200次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的群众会议，收到群众举报反革命分子的信件 4 万余封。群众中传诵着这样一首口头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一支忠勇善战的侦察大军“覆没
回忆入城之初，由扬帆兼任处长的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其干部来源是：(1)由中共华东局统战、情报部改编的华东局社会部一室，大部分为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侦察科的军事侦察干部。(2)前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的干部。(3)中共上海局(地下)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干部。1949 年扬帆在上海市委会上向市委提出干部力量不足时，陈毅市长回答说：“我把华东最精粹的干部都给了你，你还向我要干部，我向谁去要?”不久，在市委的积极支持下，陆续又由市工会、青委给社会处增调一批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保卫干部训练班的培训，补充到反特斗争的第一线。社会处由入城时126人发展到1950 年政保处的1700 余人，边战边建，由小到大。1952 年，许建国局长到沪后，认为上海侦察工作干得不错，有许多新鲜东西他在别的地方没见过。可是横祸飞来，潘扬冤案出人意外地发生，这支素质优良，有相当战斗力，有锐气，讲政策，守纪律的侦察队伍被彻底整垮，可悲也夫!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普天同庆。可是潘汉年同志因长期蒙冤，身受折磨，罹患多种疾病，终于在湖南与世长。辞汉年同志未能看到自己的平反，实为最大遗憾。他逝世后，民间自发出版纪念他光辉一生的书籍之多，世所罕见，足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地位。他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转载宜兴市文史专辑《潘汉年》，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