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支持永难忘

我的父亲房明毅，1920年生，13岁时离乡到上海学做裁缝，三年学满后辗转于各服装厂谋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中共外围组织“一心读书会”与新四军来沪招募新兵的李鹰相识，随即赴苏中参加了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第1师1旅、6师16旅供给部被服厂和鞋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国营针织厂、国棉十八厂、华丰纺织一厂厂长；1960年调上海科技大学任副处长、处长，直至分管后勤的副校长而后离休。不久前他老人家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101岁。

千方百计  筹措原料

父亲参加新四军后，由于有裁缝手艺，组织上就安排他到供给部被服厂工作。当时，最难解决的还是生产军装所需的原料，由于要随时应对敌人的“扫荡”、“清乡”，被服厂没有固定的厂房，再加上活动的地方多在边远山区，募集物资非常困难。他们就想方设法弄来土白布自己染色，然后再加工制成军装。

原料的来源主要有5个渠道：一是自行采购。被服厂每到一地，只要环境许可，就派人到附近集镇收购当地农民自纺自织的土白布。收购数量多少不等，多时一次能收到五六十匹（每匹32尺），少时只能收几匹。因周边都有敌占区，要将布匹运进来，常常要通过日伪关卡盘查，稍有不慎，就会被扣押，甚至牺牲运送人员性命。好几次，父亲差点出事。他仗着年轻，有一双“飞毛腿”，撒腿能跑十几里，秋冬天跑得满头大汗，湿透了内衣内裤。为了抓紧生产，无暇更换湿衣，就穿着靠体温焐干。

二是由共产党建立的当地政权向群众有偿派购，是在集镇收购满足不了需要时才采用的办法。农民交售的纺布一律按市场计价，然后折成粮食抵交公粮。

三是委托商贩到敌占区购买。生产所需的布匹、染料、轴线以及机器零件种类很多，在根据地只能解决土布和棉花，而其他物资都要到城市购买。当时城市多为敌人占领，对战略物资控制封锁很严。为解决这一难题，就委托在城里有良好关系、胆大心细，且与新四军关系较好的商贩帮助购买，伪装后夹在民用物资中运出。这种办法很危险，有时会被敌人查出没收。

四是取之于敌。除了自己生产和采购外，还有一部分是靠战争缴获。每拔除一个敌伪据点或每次战斗胜利，都能缴获一些军需物资。

五是就地取材，找代用品。比如买不到染布用的颜料，他们就求教于当地群众，得知槐树花可以做黄色染料，且安全无毒，对天然纤维染色有较好的效果，就收购了数千斤槐树花，制成颜料染制军装。但经过槐树花泡水染成的黄色土布，牢靠度就不够了。父亲晚年，看见我穿黄色的衣裳，会不由自主想起当年的情景，说道：“你知道什么颜色的面料最不牢啊？是黄色！”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哪有这样的体会啊！

不遗余力  确保供应

原料问题解决了，但组织生产还是困难重重。为了应对日伪的“扫荡”、“清乡”，被服厂常要跟着部队转移，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流动分散生产。父亲他们经常是夜里行军，白天生产。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带走机器，他们就把机器藏在农民家中或草垛里。

生产能力小和部队需求量大，是摆在父亲他们面前的又一个难题。当时，被服厂的工人多数是自带缝纫机、雇请来的“外工”，有军籍的较少，生产技术水平低，机器设备质量也不好。由于父亲熟谙缝纫技术，又懂服装样式设计，组织上送他到抗大九分校和苏浙公学培训后，让他担任了服装厂厂长。

为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父亲主要采取了以下办法：一是开展技术练兵和劳动竞赛，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热情。他给年轻工人上技术课，手把手传授缝纫技巧；让技术熟练工和新工人结对子，互帮互学，共同提高。他还组织开展重点时段劳动竞赛。每年5月和10月，部队都要集中换装，为了保证部队能够及时换上夏、冬装，父亲通过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对完成任务好的工间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二是请外工师傅参加生产。通过招募外工集中生产的方式，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外请工人的报酬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支付形式有时是钱，有时是粮食。

三是组织随军家属和发动群众生产。家属生产是缝扣鼻和钉钮扣，每套给半斤粮食。这样既帮助工厂提高生产能力，又可解决家属的生活问题。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做棉衣和军鞋。每到做冬装时，被服厂都把缝好的半成品和棉花发给地方工作队的干部（我母亲就是其中成员）或村长，由他们分发给群众，做好后集中交还被服厂验收，合格即发报酬。同样的方法也用于做军鞋，也是按件计酬，付给粮食。

四是突击生产。这是为解决临时任务而采取的措施。每当此时，上下动员，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大家吃在工房，睡在机旁，不完成任务决不下火线。一件件崭新的新四军军服和军鞋就这样被生产了出来。

鱼水情深  没齿难忘

战争年代，我军被服厂、鞋厂都是在农村进行生产活动，住的是农民的房子，棉衣、鞋子要请农民帮忙一起做，转移时还得请农民帮忙运机器和材料。因此，部队的后勤保障人员和百姓亲如一家。

父亲进了上海后，从不吃茭白。原来当年他们为了应对“扫荡”，常化整为零，隐蔽在芦苇荡同敌人周旋。芦荡中环境极其恶劣，日晒雨淋、蚊叮虫咬、生病挨饿是常事。时间长了，粮食吃光了，他们只能就地取材吃芦苇荡中的茭白；而为了隐蔽，加上缺少食盐，大都是生吃。久而久之，父亲对茭白的生涩味刻骨铭心。

父亲晚年还回忆过“汤圆”的故事。1943年的除夕夜，天空飘着雪花，他和战友们在转移途中来到一个小渔村，为了不惊动乡亲，就静悄悄地坐在农民家的屋檐下。虽然大家肚子都饿了，还冷得浑身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去敲门。纷飞的雪花在他们身上积了起来，远远地望去，就像一个个雪人。大年初一早晨，老百姓打开门一看，先是吓了一跳；再一看，这些兵秋毫无犯、和蔼可亲，身上、头上沾满了雪花；转而又是一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四老爷”（群众私下对新四军的称呼）才能够有这样铁的纪律！老百姓纷纷出来，有的拉着战士进屋暖和，有的干脆端上一碗汤圆。热腾腾的汤圆，热乎乎的照护，顿时驱走了严寒。“多亏了老百姓的汤圆啊！”说到新四军和百姓的关系，父亲非常自豪：“那种鱼水之情的场景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映出来，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

父亲战时还认过“干娘”。一次父亲患了疟疾，就住进了用毛竹搭建的草棚。在这里，父亲得到了一位大娘的悉心照料。大娘是寡妇，儿子比父亲小2岁。她怜惜从小缺少母爱的父亲，给了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爱。她把自己儿子的干净衣服拿给父亲穿，给父亲煎熬草药、送汤送水、洗衣做饭……在大娘的悉心照料下，父亲渐渐恢复了健康。父亲病愈归队前认她作了“干娘”。几十年后，父亲还一直念念不忘“干娘”的恩情。

父亲晚年常常感慨：“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后勤保障就寸步难行，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不能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