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说:“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与前几次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仅以四年的时间，就扭转了乾坤，奇迹般地摧毁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今年6月26日.是国民党当局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全面内战的60周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什么政治因素驱使蒋介石集团不顾一切，非发动全面内战不可呢?从历史上看，蒋介石其人是在第一次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时，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上台的。他上台后血腥地进行了十年内战，恨不得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斩尽杀绝。1936年的西安事变，以及随后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迫使他停止了反革命内战政策，再次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在抗战期间，他对共产党仍不忘前嫌，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但均未得逞。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他自恃力量远比共产党强大，又有美国的支持，便认为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到了。令他犯难的是，当时他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都集中在远离敌占区的大后方，日伪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及重要铁路交通线都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着，他要马上发动全面内战还困难重重。1945年8月11日，他下令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延安总部的坚决拒绝。从这年8月11日至9月2日，解放区军民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150座县以上城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玩起了假和平真内战的伎俩，于1945年8月中下旬连续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问题。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宣传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取得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中共中央认真分析研究了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和国民党当局的图谋，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响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六项紧急措施。同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样，从抗战胜利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10个月，就成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边谈边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和战交织，各显身手的紧张而复杂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以革命的两手应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斗争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以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重大决策主要是:
第一，抓住当时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美、英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有利时机，决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尽管明知对方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但仍期望通过谈判迫其弄假成真，即使实现不了长期和平，能够实现短期和平对人民也有好处。
双方重要的谈判有两次，第一次就是著名的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为显示谋求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经过紧张、艰苦的谈判，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一定的让步，最后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谈判中尽管未能就解放区政府和人民军队问题达成协议留待以后继续协商，但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由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赴重庆这一着，举世瞩目，实在高明，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赢得了民心。
第二次就是国共双方代表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于1月13日午夜生效。这次停战协定，是在《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多次进犯解放区失利，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掀起，加上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派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签订的。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即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不同于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例如，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就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国民党的权力。
政协会议通过的协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国民党右翼势力却怎么也承受不了、容忍不了任何民主改革，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失败”，肆意加以诋毁。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竟肆意捣乱会场，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
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曾一度偏于乐观，认为“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还设想中共中央机关将从延安迁至时为苏皖解放区首府的淮阴。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很快总结了经验教训，把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移到准备应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但即使如此，甚至在全国内战爆发以后的几个月内，中共中央仍然没有放弃重新议和的可能，所提口号还是“武装自卫”。直至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华北重镇张家口，蒋介石胜利冲昏头脑，在当天下午即下令于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将政协决议破坏无遗之后，中共中央才将“自卫战争”改为“解放战争”，将“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改为“打倒蒋介石”，决定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最终解决国内问题。通观国共双方代表谈判的全过程，中共为谋求和平确是竭诚努力，仁至义尽，反革命的内战完全是国民党当局强加于中国人民的。
第二，为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使谈判取得进展，中共中央告诚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对敢于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加以消灭。基本原则两条: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在这期间，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大部编成超地方的正规兵团，在作战方式上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转变为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中最有影响的三次战役是:
一为上党战役。抗战期间，山西阎锡山率其部队躲在晋西黄河边上的一小块地方，没有像其他国民党部队跑得那么远。抗战胜利后，他就企图“近水楼台先得月”，于1945年8、9月间抢先进犯晋东南的上党根据地(现为长治地区)，被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一举歼灭35000多人，占阎锡山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是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自卫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大胜仗，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二为邯郸(平汉)战役。《双十协定》签订后.在美国的支持帮助下，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势头有增无减。作为华北解放区大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又首当其冲。晋冀鲁豫军区人民军队，在上党战役后，连续作战，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又歼灭沿平汉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3万多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约1万人战场起义，影响尤大。晋察冀、晋绥、山东等解放区军民在这期间进行的平绥战役、津浦战役以及太岳纵队进行的同蒲路作战，也都取得重大胜利，严重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掩护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展开，从而迫使国民党当局回到谈判桌上来，在马歇尔的“调处”下，国共双方代表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前提务件。
三为四平保卫战。苏联红军按规定将于1946年4月撤出东北，美国计划在这以前帮助国民党政府“接管”东北，在国共代表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时美国就授意国民党方面坚持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停战协定的范围之外，这样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就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为阻止国民党军沿中长路猖狂北犯、企图控制全东北的图谋，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这年4月集中兵力实施四平保卫战，鏖战整整一个月，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这次作战我方虽付出伤亡8000人的代价，但为整补军队、建设东北解放区赢得了宝贵时间。在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国民党占领了松花江以南的长春、吉林等城市后.就再也无力北犯松花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了。中共中央认为“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进攻解放区的借口，就是要实行所谓“军令政令统一”。但在它的那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的政府没有得到必要的改组以前就交出抗日战争中人民以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解放区和革命武装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只能是对人民事业的可耻背叛。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二战后西欧-些共产党交出武装的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太沉痛、太深刻了。所以，尽管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那么气势汹汹，但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在和战交织的十个月内，国民党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先后被歼灭已达54万余人。
在和、战的关系上，苏联领导人同中共中央的认识相左，他们认为中国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而毛泽东却在赴重庆谈判前交代即将开赴前线的同志说: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后来的实践证明，能战方能言和，正确的是毛泽东。
第三，根据抗战期间中国北方和南方革命力量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期间，于1945年9月适时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调整了战略布局。这一着高瞻远瞩，非常重要。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南方解放区兵力比较分散，又有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难于坚持；人民军队从这几个地区北移，不仅在军事上保存了有生力量，形成拳头，加强了华北、华东解放区的基本阵地，而且在政治上也很主动，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支持，有利于同国民党的谈判。
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进军东北。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就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以坚强的决心，先后从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军区及新四军、延安总部调动大批军队和干部，先机进入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力量和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后来的实践证明，实施这一战略决策对夺取全国胜利确实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四，为加强解放区的建设，废除农村封建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调动广大农民支援人民军队的积极性，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取代减租减息政策。这一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党政领导机关迅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简称土改运动)。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广大农民一手拿枪支授前线，一手拿算盘分田，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使自卫战争成为更具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人民战争。仅1946年8月至10月的3个月中，各解放区就有30万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军。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部带头的踊跃参军参战的动人景象。在苏中七战七捷的宣(堡)泰(兴)战斗中，仅参加担架运输的农民就有1.2万多人，当地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参加了战场勤务。
解放战争期间曾访问过毛泽东的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在她所著《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在谈到土地改革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她写道:“中国共产党认为‘耕者有其田’这个纲领是政治民主、自由企业和军事力量等一切的经济基础。当我问毛泽东他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回答时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毛泽东当时就这样道出了中国革命所以获胜的一大奥秘。
总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面对的已经不是1927年被他轻易击败、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而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洗礼、各方面已经成熟了的共产党。尽管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武器装备上远远超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其控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也远远超过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数，但从士气的高低、民心的向背上加以对比，则共产党已经明显优于国民党了。然而，同一切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的10个月期间，双方经过和与战的反复较量，其败势已经显现，可是他还是自不量力，发动全面内战，公然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结果呢，应了先贤孟子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历史发展的规律很无情，也很公正。谁违反了它，谁就必然受到它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