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传》序

　　
　　
　　经中央军委批准的《袁国平传》今天终于付梓了。国平同志之子袁振威同志要求我为之作序。光阴荏苒，战争年代的老首长、老战友多已作古，熟悉袁国平同志的人寥寥无几。我虽是晚辈，1930年第一次打长沙时，开始对袁国平同志的情况有所了解。抗战中，他夫人邱一涵同志也对我谈过“皖南事变”的情况。这次，又读了袁振威同志寄来的材料，因而我是义不容辞，遂以此文追忆袁国平同志戎马一生的不朽业绩，表达对他的深深景仰和缅怀之情。
　　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国平同志牺牲时年仅 35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英雄业绩可歌可泣。
　　国平同志出身寒苦，学习勤勉，早年考人湖南省第一师范，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5 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人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四军宣传队长，第十一军宣传科长。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他参与并主持广州起义部队的改编，先后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四师参谋长、党委书记，率部转移至广东东江地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在频繁的战斗中，国平同志显露出政治工作的领导才华。他总结战场宣传、瓦解敌军的斗争策略，巧妙运用各种手段，开展政治攻势。1928 年3月，他在参加指挥攻打广东惠东县时，组织部队放风筝，撒传单，将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送进城内，做到敌人阵营内部，使许多穷苦出身的敌军士兵战斗意志削弱以至崩溃。时任师参谋长的徐向前同志后来回忆说；“放风筝，捷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
　　1929年3月，袁国平同志来到湘鄂赣地区，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6月，国平同志任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与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同志一起，指挥了第一次攻打长钞的战斗，我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三军团部队士气很高，能冲能打，前仆后继，一举登城。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一次打下一座省城。国平同志进城后，即派人接管《国民日报》，编印《红军日报》，发布《告工农兵书》，加强政治宣传，使共产党的政策和工农红军的主张很快就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了长钞城十万民众集会欢迎红军的盛况。红三军团在短短数日内，筹饷四十万元，扩员七千余名，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同年8月，受红三军团前委的委托，袁国平同志代表红三军团从湖南浏阳前往江西万载地区，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取得联系。8月23 日，两支部队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此后，袁国平同志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转战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东方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领导，以及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谈判，为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中央红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7月-9月，东方军入闽作战，在袁国平同志领导下，部队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士气。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根据地”。山高路险，长途跋涉，异常艰苦。他十分注意抓好连队的政治工作，在行军中开展各种宣传鼓动，还要求战士每天都要学文化，一天最少学会一个字。在战士的背包后面贴上字，边行军边学习。中革军委《红星报》发表《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的社论，赞扬袁国平同志主持下的东方军政治部“完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号召将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袁国平同志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奖章。1934 年2月，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特别表彰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号召全军“要将模范的一、三军团的经验拿回去”。国平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强调:战时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战争情况，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应有高度的预见性，各种政治工作指示与计划，应有充分的弹性，对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做了科学的总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袁国平同志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先后担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领部队战胜敌军的围迫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长征途中，袁国平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1935 年9月，他参加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的雄伟诗篇。国平同志在拜读这首诗后即步韵写出《和毛主席长征诗》:“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雪，夜辟茫荒笑开颜。”字里行间，既深切表达了他对毛泽东长征诗的无比赞赏，也酣畅地反映出他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情怀。到达陕北后，奉中央与军委之命，袁国平同志改做创办红军学校的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红军大学第二校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干部，为红军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平同志任陕北中共陇东特委书记，领导开展了陇东地区的抗日斗争。1938年3月，根据大江南北抗战形势发展和新四军组建的情况，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袁国平同志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后改为东南局)委员。他协助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大江南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将初创的新四军部队锻造成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铁军，坚持华中抗战的先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和国平同志主持的新四军政治部，大力加强部队政治建设，经常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面对新四军活动地区敌我友交错渗透，鱼龙混杂，斗争形势异常复杂而艰巨的实际情况，袁国平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高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大量吸收培养和锻炼知识青年，广纳贤才，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发展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宝贵人才，不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负了各条战线的重任。
　　国平同志十分注意总结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他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起草和编印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献，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遗产。袁国平同志作为我军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长征途中，他将自己的战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坚持与战士同行。他的妻子邱一涵同志也是一位长征女战士，他们是1929年结婚的，《续西行漫记》中提到的三十位“红军女领袖”，其中就有她。我和邱一涵同志在红军时期就熟悉，她与国平同志是军中闻名的恩爱夫妻，政治上相互关心，工作中相互支持。1940年，他俩还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把子女寄养在乡下，以至女儿殁于贫病无医，儿子幼年失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中遭国民党重兵包围，袁国平同志指挥部队奋起抵抗，身先士卒，与敌血战七个昼夜。最后国平同志在身中四弹、重伤难行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国平同志在担架上举枪殉国，壮烈牺牲，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当时，我们豫皖苏边根据地也面临十多万顽军的大举进攻，惊悉噩耗，感到无比的悲愤，心中对老首长的痛惜追思之情，久久难平。袁国平同志牺牲后，组织上调邱一涵同志到我们根据地，彭雪枫同志推荐她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她强忍失去亲密战友的悲痛与身体的病痛，继续为党工作，深受人们的敬佩。渡江战役胜利后，她从部队转到地方，参加了南京市的接管工作。1952年10月，苏北区和苏南区合并成立江苏省，邱一涵同志任江苏省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因患癌症去世。记得安葬时，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及近百名省市领导、上千名群众为她送行。情景感人，至今记忆犹新。
　　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曾致电项英，对袁国平同志作过高度评价:“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国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证明了他是无愧于这一评价的。袁国平同志牺牲已经63 年了。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生的革命历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众多的业绩也因此被埋没了数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党对长期以来“左”的错误的逐步纠正，对袁国平同志的历史地位和革命业绩才有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现在，中央军委批准为袁国平同志立传，对于抹去岁月的尘埃，昭彰国平同志的功勋，追远明示后人，都有重要意义。袁国平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将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他在长期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优良作风、献身精神和崇高品德，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袁国平传》的出版，不仅将他的光辉业绩载入革命史册，也是对九泉之下的国平与一涵同志以及他的战友和亲属们最好的告慰。
　　我们永远怀念袁国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