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重1100克，直径31厘米，深6厘米的黄铜面盆。它是上世纪初，先母和先父结婚时，外婆家赠送给母亲的陪嫁礼品。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双亲共同生活不到十年，母亲于1929年的一个秋夜因病去世，撇下我们年幼的姐弟三人。
我家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父亲只好身背破被，内包铜盆，一手抱着我两岁的小妹妹，一手牵着八岁大姐，离乡背井，到上海逃荒。
父女仨来到上海，在杨树浦路松潘路一带棚户区内乡亲们的帮助下，安了一个4-5平方米的家，把捡的旧砖用泥浆糊合，垒起一米多高的围墙，上面用竹片撑起油毛毡当屋顶。每天早晨，父亲赶到黄包车行，租一辆人力车上街拉客挣钱，而姐姐则抱着妹妹，坐在自家门口，苦等父亲回来，给她们带来吃的。有时等的时间过久，隔壁阿婆看着这对嗷嗷待哺的姐妹，实在于心不忍，便塞给她们半拉杂合面馒头或半碗糊糊。
好不容易挨到傍晚时分，父亲终于回来了，他把一天奔波辛劳所得的大部分钱缴了车行老板的“租金”，所剩的仅够买斤把杂合面。他把杂合面交给大姐后，就累倒在地，无力动弹。懂事的大姐，拿起面粉和铜盆来到黄浦江边，擦洗干净后，连面加水，端回家中，用几块砖头架起灶，点燃枯枝烧煮。煮熟后，她盛一大碗给父亲，一小碗给妹，最后留给自己的仅是半小碗“锅焦”。饭毕，她洗净碗盆，就地铺下一张草席父女仨蜷缩而眠，等待新一日的来临。就这样的苦难生活，他们熬煎了五六年之久。
1935年，秉性耿直、脾气暴烈的父亲，实在难以忍受洋人以及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凌辱和车行老板的残酷剥削，毅然离开上海，回乡种田。不久，日寇铁蹄践踏了故乡大地，在它的周边修筑了碉堡据点，不断出来烧杀抢掠，祸害百姓。有一天清晨，枪声响起，人们惊呼:“鬼子出来扫荡了。”在父亲示意下，我将全家唯一的财宝——铜盆取出，深藏水田中的淤泥里。在我刚刚洗好手脚上岸时，鬼子已经进村了。汉奸一手持着伪储备票子，一手敲锣吆喝:“太君传话:凡有铜铲、铜勺、铜盆的统统交出来，皇军高价收买;如果隐瞒不报，一经查出统统死了死了的有。”父亲和我暗中交换了一下眼色，便一致摇头说:“没有。”鬼子在村内整整折腾了一天，直至傍晚，才返回“乌龟壳”去。我们爷儿俩商议:“留下它总是块心病，不如送交新四军铸枪炮、子弹打鬼子。”说干就干，我立刻将它从水田里抠出来，擦洗干净，用布衫包好，送到乡干部、农救会长郭维清家里。我说明来意后，他拿过铜盆打量了一下说:“好好的嘛，化了可惜。”我一再解释，他坚持说:“我们根据上面规定，只收破铜烂铁，这么好的面盆我们不能收。”我无力说服他，只好重新拿回家，并在掩掩藏藏、提心吊胆中度过了四五年，直至日寇投降。
1946年，由于我参加新四军，我的家被国民党“还乡团”一把火烧个精光。事后人们从废墟中找到这只铜盆，经过高温它没有变形，用泥沙擦洗后，依然金光闪亮。
全国解放后，我多次回乡探亲。夏天晚上，我总爱卸下门板搁在屋外树下当床，将铜盆反扣当枕头，点燃一束艾蒿驱蚊，躺下后月明星稀一时睡不着，就用手指轻叩铜盆，它发出铿锵宏亮之声，与田头蛙鼓、树上蝉鸣交相呼应。
1976年，老父病重，我回乡探望。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嘱我回队时将铜盆带回。我自己感觉对他所尽赡养之责任远不如姐妹，这点遗物理应归她们所有，于是来了个阳奉阴违，不予遵行。但在老父亲去世后，姐妹俩还是将它寄送给我。于是我将它深藏箱底，作为传家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