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普天之下的中华儿女,每当听到这首歌，无不被它那高昂奋进的旋律、激动人心的歌词所振奋。它响彻中华大地，传遍全世界。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便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
以身许国 少年诗心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百日维新”惨遭扼杀。在这中华民族多事之年的3月12日,田汉出生于湖南长沙以东的花果园镇田家塅。他的家,祖孙三代近三十个人。这是个朴实、勤劳而又贫苦的农民大家庭。六岁上,原名田寿昌的田汉被送到他家附近的一个亲戚家办的私塾上学。第二年,转到另一家私塾就读。这位私塾的教师很有学问,还有一股爱国的热情。其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帝国主义列强穷凶极恶地瓜分中国才过去五年。教师在讲课中,经常提及历史上一些民族英雄的事迹，从岳飞讲到文天祥，从史可法讲到林则徐……这一切，使年幼的田汉深受熏陶。
八岁上，田汉的父亲不幸病逝。坚强的母亲克服了种种困难，三番五次把因家贫而滑到辍学边缘的寿昌送进学堂继续学业。之后，寿昌在当地的一所清源庵新学接受了一年多新学教育后,于1910年下半年,考进了当时长沙有名的选升学校(相当于初中)。这所新学堂的教师力量很强，更为可贵的是这些新学教师都热切地希望改变中国的现状，对腐败的清政府十分不满。他们用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全面地影响着田寿昌的心智。来自乡村的寿昌在时代风雨的猛烈冲刷下，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日趋强烈。
1911年,13岁的田寿昌在一次长沙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中登台慷慨陈词，抗议政府的“铁路国有”。会后,寿昌与另三位同学一起改成了单名，四个人的名字分别为英、雄、怀、汉,寿昌居第四,从此,他便改名为田汉。这年的8月19日，湖北起义;9月15日，湖南起义。田汉与同学们一起,雀跃着迎接“手上缠着白布的军人”。使田汉忘不了的是湖南义军在荆州抵御反扑的北洋兵打了个胜仗，长沙教育会坪里搭了三个戏台唱戏庆祝。看戏的人山人海，长沙各学校还参加军民提灯晚会。人们激动地唱着:“五千年来,专制恶毒,一旦扫而空……”
1912年初，田汉考入了革命空气甚浓的长沙师范学校。在教育家、校长徐特立的领导下，这所学校思想活跃，治学严谨,民主空气浓郁。教师与学生对于时事和政治都十分关心，讲座与调查研究之风很盛。在这样的环境中，立志报国奋发学习的田汉生活得十分充实，并“开始写一些文章投在报纸或杂志上”,还与好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编辑同人刊物《青年》。1913年,才15岁的田汉写出了他的处女作——新编京剧《新教子》，发表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此剧取材于传统京剧《三娘教子》,田汉的改编,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反帝爱国激情。有感于袁世凯要称帝,感慨国事日非，1915年5月，《上海时报》发表了讥刺时政的戏曲本子《新桃花扇》,署名为“汉儿倚声”,汉儿,就是田汉,倚声,依调填词之谓也。
1916年，十八岁的田汉跟随舅舅易梅臣东渡日本留学。易梅臣早年曾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还参加过“倒袁”、反对“帝制复辟”的革命活动。他思想敏锐,目光远大,深受田汉的仰慕与敬重。其时田汉“负笈远游”,胸中激荡着一股救国救民的“英雄情怀”。到日本后,田汉考入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在舅舅的指点下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艺术等各领域书籍。到日本的第二年，他便写出了关注革命与经济问题的长篇论文《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发表在由李大钊主编的《神州学丛》上,得到了李大钊的鼓励与嘉许。
在日本期间，田汉交游甚广。就其情深意笃、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他与宗白华与郭沫若的交往。田汉与宗白华同是中国少年学会的发起人与筹备者，《少年中国》从第三期起分组轮流编辑，他两人分在同一个编辑组，可谓志同道合。和宗白华的友谊,给田汉带来了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一郭沫若，使田汉颇有“相知恨晚”的感觉。
鲁迅的战友 参与筹组“左联”
1922年秋，田汉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留学生涯，携妻子易漱瑜回国，先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编辑，不久便独家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南国》之始,成员只有他与妻子易漱瑜两人，并自己出钱印刷，自己校对，自己发行。他要以自己艺术创造的业绩，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在这段时间里,田汉写出了独幕话剧《获虎之夜》，其技巧的圆熟和结构的严谨，标志着田汉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
1925年初，偕夫君共同创办《南国》杂志的易漱瑜病逝。失去爱妻，田汉精神上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经过一段短暂的痛苦彷徨,田汉重新开始振奋,并欣然接受私立大学“上海艺术大学”的聘请.为校委会成员，同时主持文科。当时，这所私立大学管理不善，校委会名存实亡。田汉的敬业、热情与博学使他很快就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在他的周围团结了陈白尘等一大批卓有才华的文艺青年，他被学生一致民主公推为校长。上海艺术大学也随之易名为“南国艺术学院”。有了这样一群文艺青年,加上欧阳予倩、洪深、徐悲鸿等助他一臂之力的朋友，田汉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精神的依托。在此期间,他还以个人的名义，经常邀请作家郁达夫、诗人徐志摩、戏剧家洪深、欧阳予倩等来校举行茶话会，探讨艺术与文艺，并进行戏剧演出实践。在“南国”期间,田汉写出了《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苏州夜话》等一批名作。田汉在此期间的一系列作品，无不寄托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对自由、光明的热切企盼,成了20年代中国剧坛上独树一帜的戏剧创作标志。特别是七幕史剧《孙中山之死》,田汉在剧中指桑骂槐地批评国民党当局高高在上，听不到真正人民的声音。剧中的孙中山又大赞俄国革命，更让当局感到是一种“红色宣传”,认为是“诋毁党国”“有反动嫌疑”而遭到禁演。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田汉果敢地投身左翼文艺。1929年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文艺界开始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经蒋光慈邀请,田汉参加为“左联”发起人之一。此后,田汉与“左联”的关系便愈来愈密切。1930年初，他和郑伯奇被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召见，接受地下党对文艺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田汉与鲁迅、柔石、郁达夫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稍后,田汉出席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与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郑伯奇、洪灵菲一起当选为“左翼”七人常委委员。1931年1月，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田汉当选为执行委员，实际上主持左翼剧联工作。
1931年是左翼文化深受迫害的一年。这年2月,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处死。田汉恰恰在这一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他的入党宣暂秘密举行，监誓人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与他同期入党的还有著名作家丁玲。入党后,田汉进入地下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负责开展党领导下的左翼戏剧运动。同时,田汉全力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他的戏剧创作也高度政治化。“田汉这个名字在当时等于‘共产党’,也等于‘暴动’的意思。”(金山:《回忆蓝衣剧社》)
“左联”成立时,田汉与鲁迅都被选进七人常委会。鲁迅是整个左翼文化阵线的旗手，田汉则是左翼戏剧界的领袖。鲁迅是把田汉视为同一营垒战友的。“南国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前夕,是鲁迅告诉田汉他已上了国民党当局的“缉拿归案”的黑名单,也是在鲁迅的关怀下，田汉因预先防范才侥幸得脱。田汉年小鲁迅17岁，是鲁迅的晚辈,客观地说，“才子”气颇重的田汉为人狂放粗疏，与鲁迅之间是发生过一次不愉快也可以说是误会，以致酿成了三十多年后被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所利用的“四条汉子”事件。对此，田汉曾真挚地致信鲁迅表示:“……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鲁迅先生地下有知,绝对不会同意有人打着他的旗号迫害“四条汉子”。田汉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会背着“四条汉子”的黑锅被批斗,直至最后被整死。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起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当初,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未来的国歌。田汉一直主张作家要做时代的代言人,这支歌使他成为中国20世纪一位真正的时代的代言人。
成为左翼的一员后，田汉创作了一系列政治倾向很强的作品。如话剧《年夜饭》、《梅雨》、《月光曲》、《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反蒋与抗日。1933年，因拍摄田汉左翼电影的“艺华”公司被砸。1934年，田汉参与了左翼的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电影《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这四部当时影响都十分大的优秀电影。其中《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就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风云儿女》则由田汉编剧。这个剧本也是这一时期,田汉表现民众抗日热情、知识青年成长题材的电影剧本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现实中的热河失守、长城被炸、古北口血战……一条条消息，均使作品中的主人公辛白华决然地投入抗日的战斗。“男女老幼,举着火把,拿着武器,往外冲杀。辛白华走在最前面，指挥大家冲出洞口。火光闪闪,杀声震天。”配合着上述画面，响起了雄壮的歌声，那便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以下重复一遍,重复中“冒着……”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首歌词虽是田汉在匆促紧迫中写成的,但却蕴含着他多年尤其是“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感受,一种至为可贵的危机意识。作者笔下的诗人辛白华的形象，正是田汉多年的“少年诗心”在国难家仇、民族存亡的斗争中的形象写照。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就曾多次呼唤:“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再危笃没有的时候了。”“大家再不起来自救，中国就要沉到水底下去啦!”“同胞们……这火快要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我们只有自救,用自己的力量,来扑灭这烈焰。”“不愿做亡国奴的，不愿意做顺民的起来,杀啊,前进!”这种紧迫的危机感,与《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公映，这首歌很快就在全国流行起来，并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共赴国难，也正是由于这首歌词所承载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昂的民族精神，多少年后听起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史诗的第一页。事变第二天消息传来，田汉“书生激昂之情,一时不复能自抑”,当即写了《闻卢沟桥开火》一诗,并著文《决心》交《新民报》发表。他在文中说;“中国的生机在坚决的对日抗战。不趁此奋然而起,天下盖无不可忍之事，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7月16日,南京新闻记者协会的代表找到田汉，说他们准备组织记者举行一次慰劳前方将士的募捐公演,请他写本子,田汉一口答应，当晚就动笔。在酷热难当的南京7月,田汉夜以继日，几天之内就写出了四幕话剧《卢沟桥》。7月21日,洪深应约从上海来南京执导此剧。公演之前,它的几支插曲如《送勇士出征歌》、《卢沟月》等,就先在报纸上发表了，给人以先声夺人的感觉。8月9日,此剧在南京首演。一个个充满激情的群众场面，给观众以强烈的政治性鼓动，全场洋溢着一种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毫无疑问，剧本的主旨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脉相承的。
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田汉是在昆明度过的。八年离乱，不堪回首，历史总算告一段落。但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让人们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个残酷的事实，1946年2月10日，田汉到重庆那天，正碰上较场口流血事件发生。那天,各界人民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遭到有组织的暴徒袭击,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被打伤。这又一次表明独裁者决不想实现民主政治，决不想放弃消灭异已、坚持一党独裁的路线。当年7月,李公朴与闻一多相继被反动当局杀害。一次次血的教训，使田汉越来越看透蒋介石的独裁、内战路线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1946年至1948年他的作品中，基调是忧国，主题是民主。正如他为自己的剧本《丽人行》所作的一首短诗中所说:“举世争和战,全民迫生死。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他以一个文化战士的正义，一如既往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勇敢地站到了推翻蒋家王朝的前沿。
铮铮铁骨灼灼赤心
1949年1月31日，田汉和夫人安娥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2月3日,他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满怀着兴奋与激动的心情，田汉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37人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成员,并在之后的“文代会”上当选为由郭沫若任主席的中华全国文联常委、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令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这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作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先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1951年文化部进行调整，田汉任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任《剧本》月刊主编。作为中国戏剧界最高领导人,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田汉更看重的是“戏曲”而不是“局长”这个官衔。对戏改工作,他反对简单化地一味“禁戏”,甚至连《玉堂春》这样的传统戏也禁演，而是注重“慎重”、“明智”，主张“既要多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现代戏，也要细致英明地挖掘和改革古典剧目”,更注重关心演员的艺术青春。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不少颇有理论深度的文章，如《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等。为此.周恩来同志曾这样评价他说:“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1956年，是他首先发现浙江昆苏剧团整理和演出的昆剧《十五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表演艺术上也有创新，并立即向文化部推荐，建议安排进京演出，致使“一出昆曲救活了一个剧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实践中，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和京剧《谢瑶环》，使他的创作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广言路、纳明谏，开创民主健康风气为主旨的新编京剧《谢瑶环》，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然而，田汉终因《谢瑶环》罹罪,罪名是“编造历史故事进攻社会主义”。确实,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直至“反右”与张春桥之流鼓吹的所谓“大写十三年”,作为剧协主席的田汉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一直不相宜。因为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他甚至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因为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才得以幸免。在“文革”对号入座，上纲上线风行的年代里，田汉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他与周扬、夏衍、阳翰笙、林默涵、张光年、茅盾等这些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过大量工作的文艺界领导人，统统成了所谓的“黑线人物”、“牛鬼蛇神”。田汉当然不服，“我一家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然而,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没人听他的申辩。在受尽了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后,1968年12月10日,在寒冷的北京,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歌手田汉静悄悄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其时,广播里正巧响着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是34年前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毕业歌》。有《毕业歌》为其送行，田汉如泉下有知，当感到欣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地回春。1979年4月25日,田汉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慕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负责人，文艺界知名人士等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送了花圈。宋庆龄、王震、邓颖超、胡耀邦等参加了追悼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主持追悼会。全国文联副主席沈雁冰致悼词，对田汉的一生作出了“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断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生”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