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有位同志问我，你在八年抗战中，最为兴奋和值得纪念的是哪一天?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我参加对日本侵略军最后一战的那一天。但这一天不是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而是距离这个日子四个多月后的1945年12月26日。这最后一战的地点是长江以北的高邮城。这最后一战的战绩，不是过去那样一次歼灭日伪军上百人，而是一举歼灭日伪军近5000多人的大胜利。所以我脑海中印象特别深，也是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天。
为什么在日军投降后的四个多月，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高邮城，发生了对日军的最后一战呢?这种“咄咄怪事”，可能现在的中青年人无法理解，因此，我不得不在这里简单叙述一下历史原因。在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顽固派为准备发动内战，它的统帅部在8月15日左右，连续向全国各地发出错误的命令：一方面严令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就地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停留原地待命;另一方面，又命令日本侵略军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会同各地伪军“坚守阵地，维持治安”，等待中央军前来受降;再—方面下令改编各地伪军，授予它们各种各样的国民党军的番号，如大汉奸周佛海，摇身一变，竞成了国民党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总指挥。这些日伪军接到命令后，不仅不向所在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相反，气焰嚣张，竟向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例如：1945年8月7日，我率领溧高县强埠区大队，配合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参加了东坝战役，攻克江苏、安徽两省交界的重镇定埠，收复水陆交通要道的南渡，并乘胜攻下溧阳城。就在这时传来了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正当我们兴高采烈，欢庆抗战胜利，准备向溧水、南京等地接受日伪军投降时，忽报南京、句容等地日军两个中队，伪军1200余人，竟然向我们所在的白马桥、上沛埠等地进行“扫荡”。我军奋起反击，歼灭日军30余名，俘伪团长以下678人，缴获一大批武器。这样的怪事，同样发生在解放区许多地方。如苏中的高邮城，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扬州日军接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命令，派出独立混成旅第九十旅团第六二六大队1000余人，改番号为驻高邮日军守备大队，会同伪军改编为“国军”第五军第四十二师，5000余人进驻高邮。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是，高邮素称“运河大门的一把铁锁”，只要控制了这个战略要地，既可阻止新四军南取扬州，又可在此调集重兵，一举直捣淮安、淮阴，占领我华中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我军为了消灭高邮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所以在此发动了攻击，这样，对日军最后一战就打响了。
我怎么会参加高邮城对日军这最后一战的呢?
抗战胜利时，我还在苏南溧高县发动大参军，原强埠区大队一下子扩大到500多人，正式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一军分区溧高独立团第二营，我任营长兼教导员。部队开到溧水城，正准备进军南京，忽然接到中央命令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党和平、民主、团结的真诚愿望，我方主动提出撤退苏南等南方八个解放区。我们坚决服从命令，于1945年10月15日北撤过江，到了东台、淮安，部队两次整编，溧高独立团二营编入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我调七十二团团部政治处任宣教股长。1945年12月，第八纵队奉华中野战军粟裕司令的命令，负责解决高邮之敌。在纵队司令兼政委陶勇指挥下，第八纵队所属的六十四、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七十二团，加上高邮独立团、军区特务团，迅速扫清高邮外围之敌，将高邮城团团包围。在敌机疯狂轰炸和扫射下，宣教股文工队十多名队员，在队长王士明、副队长杨骏率领下，到前沿为战士唱歌表演，鼓励士气；接着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规劝守敌投降。我们曾用纸做的话简，问城上日伪军喊话，有一次我险些破冷枪击中。后来纵队政治部派来“日本反战同盟”十多名国际主义战士参加喊话，有一批日伪军来我军前沿阵地投降。宣教股负责编印的团报，也及时油印出版，宣传战士们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12月25日晚，纵队司令部发布总攻命令，各团按预定作战计划，发起冲锋，先后突入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我们也随七十二团一部分战士，冒着敌人炮火冲进城内，参加战斗，消灭一批日伪军。到26日凌晨4时，日军高邮守备司令岩崎学大佐，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我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代表我军举行受降仪式。这次高邮对日军最后一战，共歼日军1100余人，其中生俘岩崎学大队长以下897人;共歼伪军3600多人，生俘伪师长王和民以下伪军官兵3493人。我亲眼目睹这些狂妄不可一世的“武士道”狂徒们，一个个低头哈腰，在我们面前放下杀人的武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有幸参加了华中新四军对日战争的最后一战!在这抗战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我谨向高邮战斗牺牲的烈士们，表示衷心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