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外婆于晶
时光如电，我亲爱的外婆于晶离开我们已有整整八年了。在这八年里，我无数次在梦中重又和外婆见面，她依然是那样慈祥，轻轻摸着我的头，唤着我的小名。而我，则像小时候和外婆一起过马路时那样，紧紧拉着她的手，惟恐和她远离。每次依依不舍地从梦中醒来，泪水都止不住地模糊了我的双眼。
1997年4月里一个阴冷的早晨，我们全家人汇集在中山医院外婆住的病房，大家静静地站在床前，祈祷着外婆能像前几次那样转危为安。医生和护士忙碌地进进出出，强心针、输液、心脏起搏……当显示器上的心跳曲线在经历了几次震荡之后终于永久地回复为一条直线的时候，我放声哭泣。外公抬腕看了手表，仰起头的时候，脸上老泪纵横。一袭洁白的床单轻轻拂过，我们陪伴外婆走完了最后的旅程。
1916年，外婆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一个富商家庭，从小被关在家中读四书五经，习女红。几经周折，外婆终于走出了深宅大院，考入镇江女子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教师。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危难时刻，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的影响下，她满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北上延安，投身革命。
1938年秋，外婆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党组织派至皖南新四军军部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队长。八队是唯一的女生队，队员中有青年学生、职业妇女、城市工人，甚至还有国民党大员的女儿。外婆穿着整齐的军装，扎着腰带，英姿飒爽地带领着这些从各地投奔而来的新四军女战士列队、训练。外婆身穿军装的照片登上了当时的上海《良友》画报，在一片靡靡之音的国统区，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皖南山区，有着这样一群女战士浴血战斗在抗日的第一线。
1941年冬，抗日战争在苏中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传达县委的紧急指示，时任县委委员、民运部长的外婆不顾当时怀孕在身，出发到敌伪活动猖獗的边区召开区委会议。会议结束后，外婆的行踪不幸被敌人发现，几百名伪军形成的包围圈步步逼近。在这危急时刻，外婆用瓦片就地挖了个小坑，将随身携带的抗日经费和文件藏好，随后拼命地向前奔跑。当她跑到一条小河边的时候，前方已无路可去，数十个敌人端着枪包围过来，外婆挺起胸膛高声喊道:“你们开枪打死我吧!”
敌人将外婆关押在如皋伪师部阴冷潮湿的牢房，他们已经从叛徒口中得知外婆是个“新四军的大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外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没有透露一丝一毫党的机密。外公当时是县抗日自卫队总队长，敌人以外婆为要挟，以交给他们三十支步枪作为释放外婆的条件，但遭到外公的严词拒绝。外婆甚至已经想好了就义时该说的话。外婆组织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孤立前来劝降的叛徒，做伪军人员的争取工作。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牢狱折磨后，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外婆终于出狱重返党的怀抱。出狱后不久，外婆生下了第一个女孩，但半年后这个女孩因为先天不足而夭折了。
当外婆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年幼的我天真地问:“外婆，你那时候心里怕不怕?”外婆沉默了一会，说道:“气节比生命更重要，就是死也不能当叛徒!”这句话牢牢地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深处。
解放后，外婆先后担任福建省妇联副主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局计划处长、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不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外婆始终满怀着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外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中，更是受到莫须有的污蔑和冲击。但即使身处逆境，外婆始终坚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做人的良知。文革中，外婆的一位老战友蒙冤入狱，留下了几个孤苦无依的孩子。那年春节来临的时候，当得知这些孩子家徒四壁，整日以青菜泡饭度日的消息后，外婆特意做了一只酱鸭和满满一大盘的蛋饺，让我母亲送到她们家中。当我母亲摸黑敲开贴满封条的房门时，她们一家的孩子全都愣在了原地，她们想不到这个时候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竟然还会有人来看望她们。那天的鸭子和蛋饺胜过了日后世间的一切美味，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好的慰藉，也从此铸就了我们两家几代人的友谊。直到日后冤案平反，那几个孩子有的事业有成，有的远赴重洋，她们至今仍念念不忘于晶阿姨在那特殊岁月中对她们真挚的感情。
外婆是局级干部，但她仍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在杂货店排队买油盐酱醋，为了把外公和我们照顾好，她日夜操劳。过年的时候，外婆会用石磨磨糯米粉，做豆沙汤圆。别人的碗里是六个，而我的碗里常常是八个。直到今天，我依然忘不了小时候，外婆每次带我去襄阳公园玩，总会让我在公园门口的小书亭里挑一本喜欢的连环画。那一整箱泛黄的小人书，我怎么都舍不得丢弃。
我和外婆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她潜移默化地教我做人的道理。小时候,每当我告诉外婆考试又得了一百分时，她总是笑着对我说:“可别报喜不报忧啊。”那时我还很纳闷，作业得了“优”为什么不能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明白了外婆的良苦用心。读中学的时候，外婆经常把自己看过的觉得有教育意义的文章用红笔划出来，拿来给我读，并要我向她说说读后感。尽管那些文章当时在我的眼里是如此的枯燥乏味，但今天没有了外婆对我的谆谆教导和督促，我却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惋惜。
1996年，外婆的癌症开始恶化，但外婆一直是那样坚强和乐观，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痛苦的神色。一天晚上，我去中山医院看望外婆。在陪她说了一会话后，外婆对我说，我们去看看夜景吧。我将她扶到窗边，和她一起站在那17楼的窗前久久地凝望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外婆那时在想些什么?是在遥想当年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是在思念那些失去的战友，还是在欣慰于今天窗外那祥和的万家灯火?我紧紧楼着外婆的肩膀，陪她在窗前站了很久。在临别时，我对外婆说，我已进入了学校开办的业余党校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作为送给您最好的礼物。
在吴兴路的那幢小楼里，我拥有欢乐的回忆，也难忘亲人离去时的伤悲。我遗憾的是在外婆重病卧床的时候，没有更多一点时间陪伴在她的身旁，没有多为她敲几下背，揉几下腿，听她讲以前战争年代的故事。我遗憾的是仅仅相差几个月的时间，外婆就能在病床上听到我入党的消息，那样的话她该有多高兴。随着和外婆离开的时间越长，我的思念也越来越深。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到龙华默默流泪，在心底告诉她: 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您的教导和信仰将影响我的一生。
外婆曾用过“若兰”的化名。平时她喜欢在外衣纽扣上挂一朵清香的白兰花。那种淡淡的幽香沁人心扉，直到今天似乎还萦绕在我的身边，正如外婆的音容笑貌和如兰花般的品格一直长留在我的心里，永远未曾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