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的父亲在武汉大学机械系任主任，我们全家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在那里我度过了小学与中学时代。1941年小学毕业，我考取了乐嘉中学(后改名为武大附中)。在中学我结识了同班同学杨衍枝，她是乐山唯一一所仁济医院院长之女。衍枝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内向，举止文雅，擅长书法，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那时的我也是个性格内向、胆小腼、不苟言笑只知读书的女孩。相似的性格使我们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每天相伴上学，放学又同行回家，边走边谈个人前途及国家大事。
1942年，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陈小滢，她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陈西滢)之女。小滢聪明伶俐，天性活泼，耿直豪爽，性格外向，颇有些男孩子气。她胆子特大，敢攀高上树、爬吊绳，落地时双手磨破了皮，鲜血直流也不在乎。她的个性与我和衍枝截然不同，但因为我们三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爱国热情，居然一见如故，坦诚相交，每天上学都是结伴而行，一路上说说笑笑，畅谈个人理想抱负，议论战争，谈论形势，关心国家的存亡，所以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由于志趣相同，我们课后常一同去武大校园看大学生们办的壁报和进步刊物。当时有一份名叫《武大新闻社》的刊物，主办者与地下党有联系，有时也如实报道《新华日报》的内容，刊载一些来自沦陷区流亡学生思念家乡和充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要求抗日的文章。在小滢家我们还看到过《新华日报》。这些报刊使我们认清了腐败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险恶用心，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树立起勇于牺牲自己、保卫祖国的远大理想。
在学校，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解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使我们有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初中时我校有地下党员活动，生活在这样一种进步氛围中， 我丁也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接受了进步思想。
刚到四川时，生活还算稳定，物价较便宜，但暂时安定的生活随即被日寇的轰炸毁灭。当时的乐山是处于四川西部的偏僻小县，靠近西康，但也仍逃脱不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1939年8月1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出动了36架轰炸机，飞临乐山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使城区顷刻之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三分之二的街区被夷为平地，约两万人在熊熊大火中丧生，其景象惨不忍睹。中国人民永世都不会忘记这深仇大恨!
武大师生日子也每况愈下。学生靠贷学金生活，经常以酱油加水当菜下饭。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十分拮据，物价飞涨，刚来四川时大米一元二角一斗(一斗为15市斤)，两年后米价每斗上涨至20元。到1943年，米价涨至八元一斤，等于每斗120元，是原来价格的一百倍。
1944年夏秋之际，日寇大举进攻四川周边省市，广西、湖南、贵州等省的大城市相继失守，四川处在日军包围之中。国家危在旦夕，凡有一丝爱国之心的人，都不能容忍日寇如此欺侮我中华民族，都不甘当亡国奴。这时，报上刊载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的号召，提出招收十万知识青年入伍，组织青年远征军，抗击日寇保卫中华民族。街上贴出大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我们的血沸腾了。
1944年12月1日，年仅十四五岁的我们三人破指写下血书，弃学报名从军，终因年龄太小而未被批准。小滢难过极了，彻夜未眠。清晨天未亮，她就在灯下读《正气歌》。她干姐看了心疼地说，小滢这孩子简直把心完全献给了国家，并说我们三人是真正为国事忧心，太可爱也太可怜了。
小滢激动之余给远在英国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小滢的信于1945年1月才寄达英国，陈源教授读后十分感动，为女儿的爱国行动自豪。他当即将此信交给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编辑看，编辑看后颇为感动，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有如此杰出的青年，绝不会灭亡。”并立即将此信加编者按刊登在该报上:
标题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封十四岁女孩子的信。
编者按:陈源教授十四岁女公子从中国乐山来信给她爹爹，要求从军。编者捧读再三，实在爱不忍释，我们中国将来必然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失败。编者征得陈源教授同意，发表原信，一字不改，以飨读者。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胞读后，都将感到惭愧和奋勉。下面是陈小滢小姐的信。
“最亲爱的爹爹:这几天你和姆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得到我的不安和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玉瑛、衍枝都报名从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抵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并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们的淫糜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些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它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贻春一人(堂兄)，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长前夜我一夜未睡着，干妈等劝我说‘犯不着从军，长大后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以下报纸残缺) 小滢的父亲于1943年被委派去美国，和一群学者做一些文化交流工作，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小滢父亲被任命为教科文委组织的中方常任代表(U.N.E.SCO)。1946年小滢及其母亲同去英国与父亲相聚。自此后小滢一直定居在国外，她与我们只能越洋通信，互诉友情。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最令人难忘也最令人高兴的一天，日本宣布投降了。乐山全城沸腾，鞭炮声大作，人们举着火把自觉地游行。武汉大学的学生和武大附中的学生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之中，绕着乐山城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子夜才散去。我们苦苦盼望的胜利终于来到，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中国胜利了，中国人民终于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站起来了，我又可以回到朝思暮想的老家珞珈山去。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我家随武汉大学迁回武汉，我和衍枝依依不舍地分别了。1947年她考取了成都华西医大，毕业后去了辽宁抚顺、青海等地工作，后又调至北京医大附属医院。1947年，我中学毕业，考取了长沙湘雅医学院，1950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随部队抗美援朝去了东北。随着部队调动地址变迁不定，最终与衍枝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也与小滢中断了通信联系。自此我们三人天各一方，这一别竟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1995年中断了半个世纪的音讯终于又恢复了。
1996年3月，小滢自北京专程来武汉看我，2000年10月我又专程去北京探望小滢和衍枝，我们畅叙往事，圆了离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相聚之梦。时间证明，由抗日爱国共同理想建立起的友谊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