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中，讲到柯庆施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李锐说:“五月十三日上午第六次会议上，柯庆施所作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看来是张春桥的手笔。”这句话不准确。
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开幕。在去北京开会之前，柯庆施的发言稿已写好。这一稿是张春桥的手笔。到北京后，柯庆施改变主意，放弃张春桥起草的发言稿。从江苏代表团中找来俞铭璜，另起炉灶，重写一稿。题目是《劳动人民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铭璜确是快手、高手，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赶出来了。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开始后，讨伐“反冒进”的势头越来越大。正如李锐所描述的:“在小组讨论时，有人认为:报告对于‘反冒进’问题的思想根源、错误性质和后果的论述感到不充分。”“还有人认为，这种错误主要不是来自地方，而是来自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中央要多负一些责任。”还有人把“反冒进”同“右派猖狂进攻”联系起来，要求加以清算。
政治温度升高后，人们都在等待听柯庆施的发言，有人估计柯会出一记重拳。中央办公厅常有电话来，催送发言稿付印。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柯庆施在发言中谈的是劳动人民如何做文化的主人的问题。发言同大会基调保持一致，反右倾保守，反少慢差费，但却避开了“反冒进”问题，不提“反冒进”，就不会碰撞到周总理了。
柯庆施是一个久经政治风浪的人，懂得在高温中需要保持冷静的道理。我记得，他在修改、讨论发言稿时，讲过一句有打招呼性质的话:“记住历史教训，反了薄一波，出高、饶。
在秀才中，柯庆施最赏识的是俞铭璜，学识、才华、人品均高。1961年俞铭璜来上海后，作了许多报告、讲话。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后，揭发材料来了许多。柯庆施叫人带话给俞铭璜:“无非是讲错了一些话，改过来就行，何必紧张。”
编者注:作者当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曾随柯庆施参加八大二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