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处于紧张激烈的时期，我在苏中《江海报》(今《南通日报》前身)当记者，历经战争沧桑。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南通抗日根据地
1940年7月，新四军渡过长江，当年10月，在黄桥决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开辟了苏北、苏中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属于苏中四分区的南通、海门、启东和如皋(简称为通如海启)就是其中之一。从战略意义上说来，这个地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对坚持敌后抗战，威慑日伪统治中心具有重要意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一师师部曾经驻扎在南通骑岸镇一带，粟裕亲临指挥这一地区的斗争。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四分区地委创建了《江海报》，我是驻南通地区的记者。
当时，新四军三旅旅部、四分区地委和南通县委的领导机关驻扎在南通北兴桥一带。附近有一个张沙乡。乡里有一个姓张的开明士绅家里房子宽敞，他把大部分房子腾出来供领导同志使用。如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吉洛(即姬鹏飞），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南通县长、四专署专员、兼南通警卫团团长梁灵光，南通县委书记周一峰，四地委书记钟民等领导同志都先后驻在张沙乡一带指挥战斗、指导工作。这里可以说是当时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中心之一。
由于此地至上海等城市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常常吸引身处敌后的爱国知识青年前来投身抗战、参加工作，或途经此地前往新四军军部盐城。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民主爱国进步人士前来参观访问或参加根据地工作。如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1942年从上海来到根据地参加新闻工作。国民党统治区著名“七君子”之一邹韬奋，1942年12月来此地访问，在骑岸镇附近一所小学里发表演说，巡回演讲，后又去盐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些民主爱国进步人士，亲身感受到他们的爱国激情。
1941年秋冬之交，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对根据地发动了“扫荡”，并侵占了我们的一些村镇。在我抗日军民抗击下，反“扫荡”取得了胜利。这时，《江海报》创刊不久，我主要报道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反“扫荡”战斗的胜利。
1942年6月间，日伪侦悉新四军一师师部和部分机关移师海启一带，就集中了2000多兵力向海启地区大举“扫荡”。为了支援海启地区的战斗，6月28日，南通警卫团团长梁灵光亲自率领四个连的兵力，向海门县城茅家镇发动突然袭击。我随部队同行。这是一个夜晚，天下着雨。我见梁灵光与政委头上都戴着一顶白帽。这是为了在漆黑的夜晚，让战士们能识别指挥员的指挥。在静悄悄、急促促的脚步声中，当先头部队接近据点的栅栏时，枪声响起，部队迅速突入敌人防线，冲进伪军驻地伪警察局，俘获伪军警70余人，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70余支。由于日伪事先已经侦悉我部队的这一行动，从南通城出动大量日伪军向茅家镇进发。我部队随即撤离。这时雨渐渐下大，我们踏着泥泞的小路回宿营地。一路上尾追的敌人在我阻击下不敢继续前进，不得不回师收兵，枪声渐息。
攻打县城茅家镇，在四分区反“扫荡”战斗中还是第一次，虽然没有全歼守敌，但有力地支援了海启地区的斗争。
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1943年春天，斗争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尖锐起来。随着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对日伪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日伪于4月开始发动了对通如海启地区主要是南通地区的“清乡”。
这次“清乡”，日伪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日寇派了小林师团精锐部队和伪军共万余人，从4月至6月进行“清乡”，失败后又进行了三个月的“延期清乡”。“清乡”开始，日伪在天生港向北至如皋丁堰，又从丁堰至马塘直到海边的公路边，构筑了100多公里长的封锁线。封锁线用竹篱笆编织，又挖壕沟，沿线设置哨卡，用这条封锁线把“清乡”区与非“清乡”区隔离开来，企图把新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消灭在“清乡”区内。
为了粉碎这一阴谋，地委与南通县委发动了四万余民兵群众，在新四军三旅陶勇司令员率领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掩护下，在7月初的一个夜晚，挖公路，剪电线，放火烧竹篱笆，100多公里的公路两边人声沸腾，火光冲天，枪声阵阵，吓得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只是放放冷枪，眼睁睁地让100多公里的封锁线被破坏殆尽。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封锁破击战，显示了南通抗日军民反“清乡”斗争的强大威力。《江海报》报道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作了报道。
在反“清乡”战斗中，海启地区的富安镇民众，在民兵大队长何风生的带领下，展开了为保卫家乡的游击战。这个民兵大队从3条枪发展到34条枪。这次，他们对富安镇据点采取了围堵战术:在据点周围抽桥断坝，翻挖大路，破坏小路，使之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把富安镇团团围困起来。并提出:“一条黄瓜一条命”，“一个鬼子一捆柴”，意思是日伪想得到食物或出入，必须付出生命代价。围困在据点周围的民兵，枪击走动在碉堡外的日伪军。神枪手王祥连先后毙伤日伪军20多人。一到夜晚，民兵打冷枪，喊口号，逼得日伪军不得安宁。在民兵群众不断袭击围困之下，日伪军难于出击，龟缩在据点里也难于生存，最后只得灰溜溜地撤离富安镇。何风生带领全乡民兵围堵富安镇的胜利，我曾写了长篇报道《民兵英雄何风生》。
何风生是苏中四分区抗日战争中一面旗帜。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他曾作为江苏省民兵的代表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纪念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多次来上海，(他前来探望一个早年移居上海的姊妹)也曾来到我家。他仍旧是普通朴质的一个农民，我们亲切地叙谈，回顾往日的战斗情谊。
在据点林立地区进行采访
为了适应机动灵活的反“清乡”作战环境，四地委机关和主力部队撤离到“清乡”区外，《江海报》为便于出版发行，也随地委撤至“清乡”区外的如皋苴镇一带。作为驻南通地区的记者，我坚持在“清乡”区，采访报道反“清乡”斗争。
以往，我靠自行车代步，来往于领导机关、部队和乡村群众之间。“清乡”后，已不能靠自行车，只能靠两只脚，行进在据点林立、日伪军经常流窜的乡间。当时，我打扮成普通老百姓，随手拿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放着钢笔、采访本、纸张和少量日常生活用品。有时候，交通站遭到破坏，报纸传递困难，我还随身携带新出版的报纸给部队和群众读者。行进中随时可能遇到敌人，是十分危险的。凡日伪军经过的地方，往往有成群结队的群众“跑反”。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加入群众队伍，跟他们一起“跑反”。
为求得生存，在那种斗争环境中，我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父老乡亲。我走到哪里，住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战争年代生活艰苦，我和住家的乡亲一起，常常吃的是麦稀饭和粥。我把公家发给的粮食和零钱付给他们，作为饭钱。农民家里，也如同自己的家。当我外出归来时，他们忌是亲切地说:“你回来啦!”入晚，我在豆油灯下，读书看报，进行写作。张沙乡是我落脚最多的地方。这里有—个老妈妈秀英，几十年过去了，我都没有忘记她的名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去南通参加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时，还到张沙乡探望过她。
当地教师和知识青年，和我相处十分友好亲切，我们共同抒发了抗日斗争的爱国激情，表达了希望过和平生活和追求知识的愿望。当年通中地区华芦乡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理匆，与我相处尤为亲切。他的家离被日伪占领的据点骑岸镇只有三里路，他的学校和家庭是我活动的一个基点。在《南通日报》老报人回忆录中，他对我们的战斗生活曾作过生动的叙述。
在“清乡”那些日子里，群众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由此，激发起强烈的斗争精神。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日伪是最害怕的。为了镇压群众的反抗，日伪施行惨无人道的恐怖手段。在1943年7月24日至26日的几天中，日伪军在日军山本大队长的率领下，进行十总店一带“驻剿”，搜捕了200多名老百姓，对一部人进行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谁是新四军，可是没有一个人说。由此5个人遭到杀害。26日晚，日伪挖掘土坑，把老百姓捆绑起来，一批一批地丢进土坑里，一共有53人被活埋。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地政府与人民为纪念死难同胞，在十总店镇边修建了一座纪念碑。1983年10月，为纪念反“清乡”斗争四十周年，我特意前往十总店，在纪念碑前为死难同胞致哀。这一带是我当年过往最多的地方，熟悉不少乡亲，日军制造这一惨剧的时候，我正在附近乡间。
打走鬼子享太平
为了让“清乡”区人民群众更能及时了解斗争形势和国内外时事，除《江海报》外，按地委指示我们还创办了一份《南通报》。上级从新四军一师三旅政治部《先进报》调来鞠盛当总编辑，还从南通警卫团报调来编辑蒋宁以及《江海报》编辑、记者汪澄、王舜华。其他人员大都是当地知识青年。我本来就是《江海报》驻南通地区记者，除继续为《江海报》服务外，同时协助办好《南通报》。
《南通报》四开四版，油印，纸张两面印刷，油印由王舜华等几个同志负担。油印的文字大小一律，清晰明朗，标题字体浓黑粗壮，主题与副题有明显区别。这种书写体的油印报纸是当年抗日根据地新闻文化的一种创新。从事书写油印的同志在报社有“铁笔英雄”之称。王舜华在《江海报》搞过书写油印，调到《南通报》后，这副担子也由他挑了起来。王舜华原来是上海南京东路著名的王开照相馆家族的一名成名，在抗日爱国热情激励下来到南通抗日根据地。他爱好音乐等，本来打算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经过南通时被当地领导留下，参加了《江海报》的工作。
《南通报》社驻在通西地区—个农民家里。这个农家离乡村大路远一些，三面环河，只有前面的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当地称之为“水套子”。选择这种环境是为了不易被日伪军发现。夜里，我们到门口守望，看看远处有没有灯火，听听近处有没有狗叫声，以便发现敌人是否临近，以保持我们的工作顺利进行。我们从收音机里收听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红军转入反攻，大踏步地向德军占领区推进的喜讯。以后，又传来反法斯战线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消息。我们收听延安广播，在编发广大敌后战场新四军、八路军的胜利消息同时，也宣传反法西斯战线上的胜利消息。广大读者感到我们的反“清乡”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反对的是一个共同敌人，从而也感受到我们的胜利已经不远了。
报社的油印机安置在一户农家的牛棚里。这间牛棚比较宽敞。我们把牛棚扫得干干净净，让牛躺在棚子的一角。我采访回来，除了写作、编报外，就是帮助油印。油印一般在晚上进行。在豆油灯和火油灯的光亮辉映下，随着油印机的转动，我们唱起歌来:“老牛叫，熟年到，大锣大鼓一齐敲……”歌是王舜华创作的。歌中反映着和平生活到来时农村丰收的景象。随着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人民群众怀着对和平的渴望经常说:“打走鬼子享太平!”我们牛棚里的歌声与人民群众的愿望是连接在一起的。
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失利，从苏中抽走了部分兵力，日伪在苏中战场上的优势逐渐丧失。在新四军苏中几次重大战役胜利的鼓舞下，抗日军民在“清乡”区发动了攻克据点的斗争。仅1944年夏秋攻势中，就攻占日伪据点25个，逼退日伪据点44个。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取得了反“清乡”斗争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