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8年在家乡吉安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不久即调去学习通信，并进入中央军委二局。1937年底组建新四军，中央军委把我从二局调到新四军，担任军司令部通信科长，以后虽有变动，但仍然和通信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四军的通信工作，是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而发展的。新四军的通信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四军的发展史。由斯简同志编著的《新四军通信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新四军通信工作的十年征程。由于在组建的初期，部队分散在各地，而且战斗频繁，人员变动很大，不可能有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可供参考和利用;在后期虽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但都是打的运动战，部队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档案资料常常无法转移而大部散失，这些都为编撰《简史》带来诸多的困难。然而，斯简同志本着对通信事业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心，晚年不辞辛劳，通过翻阅有关档案资料，个人访谈，召开方方面面的座谈会，逐项补充和考证核实，终于尽可能地使新四军通信史比较完整地恢复了原来面目，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新四军通信兵是一支英勇的部队，在穷山野营转战千里的频繁战斗中，广大通信兵战士甘冒严寒酷暑，不管日晒雨淋，不论白天黑夜，不怕流血牺牲，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为保障部队的指挥和通信联系的畅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战斗中有的不幸被俘，在敌人的刑场上无所畏惧，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以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充分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和英勇形象。《简史》列举了这方面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足为我们的楷模，读来十分感人。《简史》不仅可以帮助广大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重温过去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激励他们继续保持晚节，发扬奉献精神;更重要的，对新时期人民军队的通信战士来说，提供了一部进行革命优良传统作风和革命精神的教材，广大青少年也可以从中得到教益。
从《简史》中可以看到，通信工作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战争年代，通信工作一直和首脑机关在一起，是司令员指挥作战的重要手段，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为了迷惑敌人，保护我们的首脑机关，通信工作有时要甘冒风险“佯动”，有时则要“偃旗息鼓”，这就要求我们的通信战士必须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警觉性，要十分注意保护通信机密，做到我们能从敌人的通信中把敌人的动态掌握得了如指掌，而敌人怎么也搞不到我们的情报。二是通信工作始终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联系在一起。在战争年代，我们的通信战士依靠孜孜不倦地学习，掌握通信技术，战胜了敌人。但是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进入信息化时代，一旦敌人将战争强加于我们的时候，敌人攻击的第一波次可能就是通信信息系统。因此，我们的通信兵战士仅仅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就不够了，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要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保持通信的持续畅通，保证通信不受破坏。战胜敌人的前提条件是保存自己，如果不能保存自己也就谈不上战胜敌人了。这次我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我国国防的主要努力目标是“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通信兵战士一定要在深入学习和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打破常规，立足开拓创新，开发出一整套独立自主的、不受敌人干扰破坏的通信信息系统，以保证在未来战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作为我军的一个通信兵老战士，我对新时期人民军队的通信战士是寄予殷切厚望的。
注:斯筒同志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无线电报务员，华中、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三科通讯参谋，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处秘书组长，南京军区通信部长。
此文是胡立教同志为斯筒同志的《新四军通信简史》一书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