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4日下午，我随原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在榕的40多位老同志，到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小礼堂，送别老红军、老领导郑重同志。灵堂正中高悬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送的花圈以及福建省委、省府、省人大、省政协，福州、厦门、三明市委，广东、上海等地和原广东东江纵队、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等老战友送的花圈。党旗覆盖在郑重老的遗体上面，他面容安详。告别的阵阵哀乐，倾诉着人们对郑老的哀悼和怀念。
郑重同志1915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汕尾，从青少年时起就接受革命思想，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劳动童子团，参加海陆丰大暴动。1936年入党。历任中共广州军委宣传干事，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书记，东江特委宣传部长，东江前线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东江纵队六支队政委，华野十兵团教导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厦门市委书记兼市长，上海江南造船厂、上海电机厂厂长、书记，福建省经委副主任。
我和郑老相识于解放战争的华中战场，在淮海战役后、渡江战役前的解放军十兵团。当时他正奉命集中各军的教导大队组建十兵团的教导团，我在十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不仅在工作上有联系，还同行军。我们同在苏北平原上的淮安、淮阴、泰州一带休整、练兵，作好渡江战役的准备，并在暮春4月随十兵团后梯队进军长江前沿阵地。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结束后，我们又同从苏州一带进军福建，顶烈日，冒酷暑，任雨淋，步行2400多华里到达福州。
1949年10月，我任十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干部队的指导员时， 一天傍晚，我点着马灯，带着通信员，奉命至福州市远郊洪塘的一个小村庄，参加关于筹办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的研讨会。郑老在会上侃侃而谈，对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招生对象及规模、干部配备、校址选择等，提出了很好的设想。会后不久，我奉命调至闽侯县上街军大分校教育处报到上班，协助处长制定军政训练计划，编印《社会发展史》等教学参考资料，并将参考资料送给校首长和郑老审阅。他亲切热情，平易近人，阅后所提出的修改意见，精辟至深。
194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军大校部文工队上演《白毛女》时，我坐在郑老身边，当演到喜儿被地主抢走身遭污辱时，竟有个别学员开怀大笑，毫无同情和仇恨之心。郑老立即拍案而起，批评这位学员，并要他转变自己的立场。他还要求所有观看演出的学员必须接受阶级教育。大家对郑老时刻抓紧思想教育工作钦佩不已。
1950年七八月间，郑老和我差不多同时转业至福州市委工作，当时他任市委组织部长，分配我去总工会工作。平日凡遇到我时，他总要询问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时刻牵挂着群众。不久，我爱人江波由华东局调来，分配在郑老领导的组织部任科长，我们家的宿舍就在组织部办公室的二楼，他十分关心我们的生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上海电机厂任书记、厂长期间，企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他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艘潜水艇，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五千吨和万吨海轮，世界上第一台12000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郑老锐意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在百忙中写了《怎样管理工厂》、《生产作业计划》、《不平凡的一年》三本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中，郑老被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肉体折磨。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他与工人、农民、干部有深厚的感情，受到群众的暗中保护。在福州市郊红星农场劳动时，农民抢着帮他挑大粪，偷偷地煮鸡蛋给他吃。不久，郑老奉命由红星农场调到三明钢铁厂，他吃住在工厂，和工人同劳动，同搞技术革新，立即改变了三明钢铁厂的生产局面。
郑老多才多艺，他酷爱书画，尤其爱学徐悲鸿的马，自喻郑重的“重”字，分解为千里马。他先后在京.沪、闽等省市举办个人画展，一时被誉为市长画家，出版了《郑重书画集》、《拾遗集》等。他的作品相继收入《跨世纪中国书画精品集》、《中国现代艺术精品集》《北京国际艺术博览》等权威画集，代表作《丰碑》被福建省革命历史馆收藏，并收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二十世纪名家作品精华》。
郑老晚年虽多病缠身，但仍孜孜不倦，写了自传体的《故土恋》—、二、三册，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辛勤操劳，致力于我国造船事业的发展和船政文化研究；努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他热忱关心下一代成长，担任省经贸委关心下一代工委会主任，常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祖遗价值300万元的房产捐赠给希望小学。他自己一生却清正廉洁，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始终保持一个老党员、老红军的本色。
郑老生前为我画《千里马》—幅，为我和江波合著的《红梅赋》题词：“能教育后人，就是好文章。”为我俩出版的《霜叶集》题词：“霜重色愈浓”。后者是他在省立医院病榻上为我写的。2003年9月14日，在福建省老干部中心军政大学建校54周年纪念会上，郑老和我合影留念。这些都成为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