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骥铁事

　　
　　
　　
　　有一年的新春佳节，中国音协举办电影招待会和迎春茶话会。人们熙熙攘攘请文联的一位工作人员拍照合影，欢声笑语煞是热闹。而中国音乐家协会首任主席吕骥身边倒有点冷清；我见状趋前，凑在一侧，也请那位文联的同志拍了一张合影。一位朋友为此故意大惊小怪问我：“你不是一向都躲镜头吗？怎么今天突然抢镜头呀？”
　　这位老友有所不知，“文革”中的两件事使我对吕骥同志敬重有加!
　　一是“文革”初，传达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大家被告知，该红头文件，人人均须认真学习，踊跃发言、表态，对“三十年就有的一条又深又粗的文艺黑线”彻底划清界限、坚决批倒批臭。在当时，谁个敢对此说不？吕骥就敢!他竟会起而发问：党领导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怎么会成了“黑线”还又“深”又“粗”呢？如果说三十年代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是黑线，那么适逢其时的江青女士能脱得了干系吗？怎么可能大家全是黑的，只有她一个人是红的呢？
　　二是“文革”后期，毛泽东讲“要调整文艺政策”。于是乎，久被赶出北京的文艺界人士，可以陆续回来从事专业恢复工作了；性子急的人，自己找门路、写信，以至拦车。对此，我能理解也很同情：一个人的生命很有限，一个人的艺术生命更有限，谁能荒废得起？故当时恢复工作，实属求之不得，无不视为幸事，甚至诚惶诚恐。但吕骥却不以为然!先是由当时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侯某出面约谈安排工作，被吕一口回绝；继之由文化部长(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于会泳出面约谈安排工作，又被吕一口回绝。两次回绝理由一样：“人老了，脑子不好用了!”可是两次回绝后又两次旋即提出要求，意欲去考古所工作。说是“弄弄古董，或许还行吧!”好像去了考古所，人就不老了，脑子也好用了。
　　上述两件事当时属“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别人作何感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确实吃惊不小，理解不了。侯、于均曾问过我：“你们姓吕的怎么都这么倔，这么怪？”我无言以答，目瞪口呆。是后来的历史作出了明明白白的回答：吕骥的“倔”和“怪”反映了他的不趋时、不附势、不屑与权贵为伍的浩然正气；言语之间显示了他的有胆有识，透射出可贵的思想光辉。有道是“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倘皆弃“诺诺”而取“谔谔”，则国之幸也，国必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