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社会活动家，今年是他为民主革命壮烈牺牲58周年。
(一)
李公朴原籍江苏武进，1902年11月26日出生，家境贫寒。他在13岁时到镇江当学徒，1919年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奋起发动店员和学生青年组织“爱国团”，抵制日货，打击奸商，结果被店主解雇。此后，在乃兄李公愚的支持下，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属高中，翌年，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而被开除。1922年，转学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1924年高中毕业，升入沪江大学，半工半读，兼做校内图书馆工作。1925年，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代表沪江大学学生，参加上海学联任工人科科长，支援上海工人反帝大罢工斗争。同年，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26年，李公朴奔赴广州参加革命，北伐战争中，在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转战福建、浙江，于1927年3月返回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的上海。但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面对血腥的现实，眼看国共分裂的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他痛心疾首，愤然脱离了国民党部队，也脱离了国民党。
1928年，李公朴考取了美国俄勒冈州黎德大学政治系，获该校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奖学金待遇。在美留学期间，应邹韬奋之约，为《生活周刊》撰写了数十篇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海外通讯。
（二）
1930年底，李公朴回到祖国。当时，蒋介石正纠集大批军队向苏区红军进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武装侵华，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于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企图侵占上海。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救国，李公朴决心从开展社会教育入手。1932年冬，他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支持下，创办了《申报》流动图书馆，亲任馆长；次年又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并在流动图书馆设立读书指导部，在《申报》开辟“读书问答”栏。截止1936年底的四年中，流动图书馆的书籍由两千多册增加到三万多册，领证读者由两三百人增加到两万多人。补习学校由一所增加到八所，学生由两三百人增加到四千五六百人。这对教育、推动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4年11月，《申报》“读书问答”栏被迫停办后，李公朴又在艾思奇、柳混、夏征农、高士其等的积极参与下，创办了由他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作为发展进步文化事业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舆论阵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读书生活》到1936年11月被查禁，共出版50期。由李公朴任社长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3月成立。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被查禁，改名为《大众哲学》，在全国畅销不衰。读书生活出版社还在我国首次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译本，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非凡贡献。
(三）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选为执行委员。同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李公朴被选为常务委员。他不遗余力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内战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幕后指使下，于1936年11月23日在上海悍然逮捕了李公朴，以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他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事件。
史称“七君子”的救国会七位领袖在狱中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李公朴曾正气凛然挥毫题词：“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国民党当局无法使七君子屈服，就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派叶楚伧、杜月笙等头面人物出面，提出只要他们写纸悔过书，即可到南京做官，或给钱放洋出国。连遭拒绝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请他们去“晤谈”，但他们七人的共同回答是既没有“过”，也用不着“悔”；李公朴坚决表示，决不签署任何有失立场、有丧人格之文件。国民党政府对七君子的迫害，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各界人士纷纷开展救援运动。周恩来致信蒋介石，据理要求释放七君子。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时，通电全国提出的八项主张中，有一项就是立即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爱国人士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一系列的爱国救援运动，汇成了全国人民一个强大的呼声：救国无罪!
1937年“七七”事变激起了全国抗战的怒涛。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对日作战。7月31日，七君子在苏州监狱获释，结束了7个月零27天的铁窗生活。
（四）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李公朴情系国难，不畏牺牲，经常冒着危险往来于敌后和前线。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他立即赶赴宝山等战区，接着到太原、大同、徐州、济南等地，沿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线，考察华北抗战局势。在太原期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任宣传部长，同时创办全民通讯社，担任社长。他把战地考察掌握的情况及时分析撰文发表，并汇编出版了《全民动员论》一书。
1938年1月，李公朴受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后因阎锡山并无诚意，遂决意离去。6月初，李公朴到汉口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动员工作。当时因汉阳兵工厂工人不堪厂方虐待而酝酿罢工，几名工人代表被抓了起来。李公朴为此找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论理，要求释放工人，陈诚竟以“煽动工人罢工，破坏抗战”的“罪名”将他扣押了一个月。后经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才被无罪释放。10月，武汉失守，李公朴深感国民党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决心到延安参观学习，探求新路。
1938年11月24日，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乘坐八路军军车从西安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来看望李公朴夫妇，一起围坐在窑洞的火盆边，畅谈抗战形势。毛主席在谈话中强调了坚持持久战、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意义，鼓励李公朴办好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多做调查研究，多向大后方反映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主席还为张曼筠所画的《长城》亲题旧作《清平乐·六盘山》。在延安的一个月时间里，李公朴兴致勃勃，冒着严寒，在延安等地参观访问。他满怀深情，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
1938年底，李公朴离开延安，去山西作了四个月的调查研究，1939年4月24日又回到延安。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抽调10余名青年，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于6月中旬奔赴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他们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冲破敌人的大“扫荡”，每到一地，都开办短训班，一边教育别人，一边教育自己。当时，蒋介石曾给国民党将领张荫梧、朱怀冰密电，命令他们寻查李公朴一行的行踪，并“准予就地处理，再行具报”。八路军总部获悉这一情报后，特派一支骑兵队沿途查访，严加保护。李公朴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在晋察冀边区的6个多月时间里，足迹遍及15个县和500多个村庄，并撰写了15万字的战地通讯。从战地归来后，李公朴出版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认为晋察冀是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维型。他把未来新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五）
1940年11月李公朴从华北敌后回到重庆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于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周恩来在重庆直接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为了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决定大量疏散干部，并把李公朴也作为党的干部看待，让他和他的秘书、共产党员方仲伯同去云南、缅甸，并给他们送去了路费。李公朴欣然听命去开辟新的战场，准备到缅甸举办“中国抗日战争现状展览会”，宣传敌后抗日的辉煌成果。1941年6月，他带了几大箱宝贵的文物资料，冒险到了昆明，但国民党当局得到这一情报后，下令阻止他出国。他无法去缅甸，只好留在昆明。
为了推动抗日、团结、民主的工作，李公朴在昆明住下后，很快结识了在昆明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及一些社会名流、地方实力派人士。在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的支持下，他组织了“青年读书会”，出版了《青年周刊》，与学生青年和职业青年进行了广泛联系。1942年12月，他创办了北门书屋，1944年又创办了北门出版社，坚持出版和发行了许多进步书刊。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李公朴冒着巨大风险，协助地下党秘密翻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重要文献，并在地下广泛发行。1944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立，李公朴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并相任《民主周刊》编委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李公朴在兴奋之余，心情沉重地对好友闻一多说：“内战危机，十分严重，斗争形势，更为复杂。”同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李公朴作为云南民盟代表前往参加，并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2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李公朴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留在重庆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同时，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并主编《民主教育》杂志。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若干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为了巩固会议成果，促使决议实施，重庆各界人民于2月10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国民党蓄意破坏，派了大批特务打手冲入会场，他们手持铁条棍棒，包围主席台，强占扩音器，大肆捣乱。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担任大会总指挥，上前交涉，遭到暴徒们的围攻猛打，头部被铁条打破，血流如注。政协代表郭沫若和主席团成员马寅初、施复亮、沈钧儒等也遭暴徒们毒打。当场被打伤的达60多人。李公朴伤势最重。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到会场，制止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并即用自己的专车把李公朴送到市民医院急救。第二天，周恩来去看他，他坚定地表示：“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愿意把我的血，同革命先烈们的血流在一起。”“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
1946年5月，李公朴带着伤痕从重庆回到昆明。当时，正处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李公朴在一次大型座谈会上大声疾呼：“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任务。”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李公朴和闻一多等一起发动了“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运动。这时，李公朴的住宅已被特务监视，时有形迹可疑的人入内骚扰，还有恐吓信包着子弹塞进门缝里来。亲友们都劝他离开昆明，但李公朴却镇定地说：“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这天晚，李公补夫妇途经昆明学院斜坡小路回北门街住处
时，李公朴突然遭到暗伏特务无声手枪的射击，扑倒地上，血流不止，时间为22点30分。云南大学几个同学恰巧经过，赶紧用帆布床把他抬到云南大学医院。据医生检查，发现子弹从他的左后腰射入，洞穿腹腔，从右前腹部穿出，腹肠被击穿了好几个大洞，血如泉涌，经抢救无效。至翌晨5点20分，这位忠诚的爱国民主战士，怀着对祖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深情，以及对反动派的无比仇恨，与世长辞，年仅44岁。
1946年7月，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惊悉李公朴殉难的消息后，即从延安向李公朴家属发去唁电，称赞“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这是对李公朴一生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