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四分区(南通分区)有个“东南前哨”之称的“东南地区”，这是以海(门)启(东)为中心北包括通东、南包括崇明四地的总称。东南行署、东南中心县委、东南警卫团是这一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在东南地区建有两个情报部门:一是“东南情报局”，建于1942年春;一是“东警情报总站”，建于1943年春。这两个情报部门为当时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在东南情报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共有12个情报员、交通员被捕，其中4人牺牲，有个姓沈的交通员，被敌人砍了18刀竟死里逃生。还有许多舍生忘死的“阿庆嫂”式的英雄人物。只因情报工作是“无名英雄”，致使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默默无闻数十年。还有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情”，被当地我方误杀了。如海门其林镇“特务室”沈绍文，本是我们情报局的“特情”，被当地误杀，40年后，他的妻子女儿找到我，经我证明后得以平反。我不是英雄，但我是这些英雄的见证人，有责任为这些“无名英雄”扬名。
我是于1942年3月从海门六区区委调到东南情报局工作的。找我谈话的是海启中心县委书记王野翔。王野翔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讲:“情报工作是无名英雄。情报工作者对党要无限忠诚，而对狡猾的敌人，要比敌人更狡猾。”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做人的准则。
东南情报局是东南行署的一个局，十余人。情报局由行署主任陈同生直管，党内由王野翔直管。情报局局长是李石农，我是行署机关副书记兼情报局书记，秘书陈旦通，还有男女交通员十余人。
1942年敌人多次“扫荡”、蚕食我根据地，敌我斗争激烈而复杂。
5月底，日伪军又占我海门三阳镇，天天强迫民工抢筑公路。我第一师三旅七团，奉陶勇司令的命令，于6月3日在三阳以东五里的“斜桥”伏击敌人，全歼日军一个中队70多人、伪军百余人，缴获平射炮一门。这是东南地区的大胜利。日军对陶勇部队又惊又恨，迅速集中兵力“清剿”。6月5日，日军调集四个中队500余人，及伪军一个团近千人增兵三阳，实施梳篦式的“清剿”。
第一师师部和分区主力在敌“清剿”前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至通如地区。这时东南地区已无正规作战部队，只有一些区队。东南行署机关只有一个连队保护。
在反“清剿”开始时，情报局局长李石农突然病倒。陈同生主任决定我带全局人员到行署，负责三项工作:一是情报侦察，行署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决定每天的行动。二是联络因敌“清剿”而中断的各区情报站。三是建立新的联络中心。
当时区委王德祥选择在海复镇西南四里的季明家建立联络中心。季明是渔民季志家的儿子，他年轻勇敢，责任心很强，负责与各方联系与传递情报。有天他骑自行车送情报时，途中遇到日军“扫荡”队，他放在打气筒内的密信被敌搜到了。当时，行署机关就隐蔽在出事地点南四五里路的地方。敌人逼他引路，他宁死不屈，当场被敌杀害。季明牺牲了自己，保全了行署机关。从此，我们改变了传递情报的方法，把信卷成香烟状，塞在芦管内，碰到情况紧急时就把芦管丢到沟渠里。
6月5日敌人集结到三阳后，我们预测敌人可能6日即来“扫荡”。当时行署在聚兴镇以东五六里的地方宿营。6日早晨，我派徐参谋向三阳方向侦察敌人动向。徐参谋路经在三阳中间的聚兴镇时，在街中心与敌遭遇，相距仅50多米。他是个技高胆大的老侦察员，遇险不慌，自行车来个原地转身，飞速摆脱了敌人，回来报告。这时敌人距行署只有五里多路了。行署紧急向东南二效镇方向转移。不久天下雨了，泥泞小道越走越难，机关还有些女同志，肩挑重担的运输员更难走。敌人枪炮声越来越近了，情况危急。我们刚过二效镇后大雨倾盆。陈同生决定在二效镇东南三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隐蔽。敌人到了二效镇后，因大雨冲洗了足迹失去了追踪方向，之后向东北海复方向追击了。行署机关脱险了。此事，徐参谋功不可没。
在反“清剿”斗争异常激烈紧张的时候，发生了我方侦察员赵启明、汤某某带枪叛逃的事件。赵启明是30年代的自首的共产党员，1941年底他与汤某某(兵痞)投机参加新四军，做侦察参谋。他俩不属我情报局，但陈同生主任让我监督他们，陈主任说，对这二人，要“以人相待，以虎而防”。
赵、汤的投敌对我们威胁太大，他们对行署的活动规律和人枪都很清楚。为防他们引敌上门，我们研究后，决定利用我方情报关系，向敌方施放密悉:赵、汤是受陈同生密派诈降的。此招果然很灵，敌人对赵、汤不敢重用，而安排他们去崇明、上海。在处理赵启明叛逃后的措施上，陈同生很满意，表扬了情报站。这应归功于海东站黄永祥。黄永祥年逾三十，我俩于1941年夏天同时入党后，我为区委委员，他是区委联络员，他很有斗智经验。赵启明投敌后是我和黄永祥及他的老友黄允龙(情报关系)商量后作出上述决策的。不久，我把黄永祥调来情报局任副书记、军事站站长。
1942年7月中旬，在敌人对海复地区“清剿”之际，东南行署又回到六区东兴镇。
六区有张雄、陆春荣、陈启雄三个地方实力派。这三个人政治背景不同，陆春荣倾向共产党较坚决，张雄是货真价实的“国特”，陈启雄是国共之间的中间派(之后为我情报“特情”)。
一天，陆春荣到行署向我报告，“特务张雄在周家宅开会”，要我马上去抓。我带陆见陈同生报告此事，陈同生要我马上去抓特务。周家是个大地主，四周有围墙、吊桥。我们六人短枪队冲进去，见有六七个人在睡觉。我问他们为什么集中睡觉？他们说:“我们都是教员，是搞夏令营活动。”虽未见到张雄，但这些人都是张雄的亲信。把他们带到行署之后，陈同生一一查问之后，认为大敌当前应搞好统战工作。于是要我把张雄请来，由陈同生出面招待陆、张，大家在一起畅谈团结抗日的大事……陈同生运用统战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火力打击敌伪，在反“清剿”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到1942年9月，我分区七团、八团在南通石港消灭了日伪一个团之后，敌人抽调东南地区的日伪军增援通中地区，东南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基本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