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9年农历10月22日，闻一多诞生于湖北涌水县巴河镇附近陈家岭的一个书香门第。
他于1923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是1911年正式开办的，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闻一多在该校学习了九年。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他曾在《清华周刊》185期撰文道：“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天职叫我们把这个世界造成如茶似锦的，所以我们遇到事，不论好坏，就研究，就批评，找出缺点，就改良。”他进校不久，就曾自编自演过一个独幕话剧——《革命军》。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清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投入到爱国运动中。闻一多负责宣传工作，写宣言、传单、标语，组织宣传队伍，夜以继日。6月中旬，闻一多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五四”运动使闻一多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更坚定了他热爱祖国的信念。
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他选择了绘画专业，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他虽身在大洋彼岸，但心系祖国，他在《爱国的心》一诗中写道：
“我心头有一幅旌旗，没有风时自然摇摆，我这幅抖颤的心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他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个诗集《红烛》经郭沫若协助，在上海泰东书店出版。
1925年夏，闻一多回到祖国，接受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聘请，担任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他回国时正逢发生“五卅”惨案，奉直两系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他在诗中痛苦地喊道：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我会见的是恶梦……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几个月时间就席卷大半个中国。1927年春节过后，闻一多应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到总政治部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闻一多失望、迷茫，决定离开武汉回上海。
1927年秋，闻一多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1月，他的第二个诗集《死水》出版。《死水》是闻一多在大革命前后的作品，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实录，诗中有抑郁、苦闷，也有对祖国、对人民命运的关心。
1928年，他应邀到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他受聘到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1932年，他重返清华，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这期间，他潜心于学术研究，写出了一批学术论著。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经过68天的跋涉，闻一多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到达昆明。闻一多胡须满面，他面向大家发誓：“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蓄起来的，一定要抗战胜利才把它刮掉!”西南联大在昆明建起了临时校舍，恢复了教学工作。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在团结抗战发生危机的时刻，闻一多认真阅读一些同志送来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新民主主义论》等，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1944年“五四”前夕，联大学生召开“五四”25周年纪念会。闻一多也应邀参加。会议进行中，三青团分子制造混乱，存心破坏会议。这使闻一多很气愤，他站起来说：
“你们都知道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更不会在这样的会上讲话，只是想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些年来我是太落伍了，自己的工作脱离了实际……没有民主的国家，怎么能保障和奖励学术的研究呢?而且这些研究又究竟有什么用呢?只要想一想这几年的生活，看一看政治的腐败所带给人民的痛苦，有良心的人应该作何感想?”
初步接受了党的影响的闻一多，走出书斋，走到群众中来了。
5月4日晚上，联大中文系举行纪念“五四”文艺晚会，晚会由闻一多和罗常培教授主持。开会时，特务分子割断电线，肆意制造混乱，会议只好改期举行。在进步力量的组织下，三天后，一个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文艺报告晚会举行了。这是对反动势力的示威，对进步力量的检阅。这次纪念活动是昆明学生运动的新起点。此后闻一多经常参加各种推动民主运动前进的活动， 他已成为党的真诚的朋友。
一天，吴晗同志受组织委托；邀请闻一多参加民主同盟。经考虑后，闻一多表示同意参加民盟。以后他与吴晗密切合作，为党作了许多工作。
1944年，日本军队在8个月内占领了我国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大片国土，川、滇都受到威胁。这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要求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来挽救危急局势。
昆明各界人士在党的号召、组织下，在10月10日这个“合法”的纪念日里，召开了有5000余人参加的抗日动员大会。闻一多、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各界代表上台讲话，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投降，坚持抗日。会议进行中，特务分子投掷巨型爆竹，制造混乱，有20多名与会者受伤。大会执行主席李公朴及时控制局面，使会议继续进行。最后，闻一多代表大会宣读宣言：
“今年不但是民国史上空前的危机，而且是中华民族生命史上空前的危机。外则强寇深入，二十余省土地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内则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必抗战，民族始有生命；必民主，抗战始有胜利!”闻一多代表云南各界人民向全国紧急呼吁：要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
通过这次会议的影响，西南各城市也行动起来，抗日民主洪流汹涌澎湃。
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闻一多欣喜若狂。他找到一个剃头店，把从抗战开始时蓄的长髯，在抗战胜利的这一天剃掉。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就在签字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内战日益扩大。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为了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支持党所领导的反内战斗争，昆明几所大学自治会决定在11月25日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云南国民党当局发布了紧急命令，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并调动军队包围了西南联大。但人们不顾危险，涌向会场，当晚到会的有6000多人。在特务搅乱会场的企图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即用武力威胁，向会场上空射击。演讲被打断，会场在骚动。突然，闻一多出现在讲台上，他大声喊道：“不要动，坐下来!这是反动派捣乱，是想破坏我们的会议。这也是考验，是考验我们反内战的决心!勇敢的人不要怕!”人们安定下来，高呼反对内战的口号。
会议继续进行，吴晗、费孝通等教授相继讲话，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丑行。最后，大会通过了《昆明各大学全体同学致国共两党制止内战的通电》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消息称，“西郊匪警，昨夜枪声”，把与会的几千人说成是“土匪”。当天下午，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委会决定罢课三天。接着昆明各大中学校一致罢课，并联合组成了“罢联”，统一领导罢课斗争。
1945年12月1日上午，国民党派军队冲进联大，对学生进行镇压，打死4人，打伤20余人。“联大教授会”当天即召开紧急会议。闻一多在会上沉痛地说：“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一二九’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来了!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此惨案在全国引起广泛的愤怒，反内战、争民主、反迫害的斗争势成燎原。蒋介石见众怒难犯，不得已作出表面上的让步，处理了几个“打手”，要云南省主席卢汉与联大学生谈判。
为了争取多数人的支持与同情，以迎接新的战斗，联大学生经过讨论，决定复课。闻一多应学生之请，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文中写道：“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60余人。
2月17日下午，在联大草坪上举行了“昆明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血案、坚持严惩‘一二一’祸首大会”。闻一多主持大会，并代表昆明各界宣读大会宣言。
昆明学联决定，3月17日举行“四烈士”殡葬典礼。这天有3万多人参加殡仪，沿路唱挽歌，读祭文，是沉痛的悼念，是愤怒的控诉。闻一多和十多位教师与青年们一道坚持了近八个小时的游行。回到四烈士墓地，举行了公祭。闻一多主持祭礼，几万人跟着他宣誓：
“安眠吧，勇士们!我们知道，人民的道路是艰苦而曲折的，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向反动派法西斯余孽痛击!”
四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了结业式。西南联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其师生暑假后分别到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报到。
7月11日早上，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昆明，但闻一多还未拿到北上的机票。
就在这天晚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第二天天刚亮，闻一多赶到医院。他在李公朴遗体前，悲痛地说：“公朴，你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举行悼念李公朴先生报告会。会前，为了闻一多的安全，云大派人到闻一多家阻止他去参加报告会。闻一多断然地说：“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这些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又怎么对得起生者?”他毅然来到会场。
报告会上，李公朴夫人愤怒地控诉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罪行，泣不成声。她刚被扶下讲台，闻一多就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的热血沸腾的演讲。他严厉谴责蒋介石国民党的凶残暴行，称颂李公朴的爱国民主精神，号召大家争取光明。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 “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跨回来!”
报告会结束后，云南大学的学生护送闻一多回到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闻一多回到家后，卧病在床的妻子说：“回来了，就好好歇会吧。”可是闻一多没有时间歇，下午两点，在《民主周刊》社有一个为李公朴先生被刺事件而召开的记者会，需要他主持。
下午5时半，闻一多走出《民主周刊》社，与来接他的儿子立鹤边走边谈。突然从两旁大门内闪出一群特务，对闻一多开枪扫射。闻一多倒下了。立鹤立即扑到父亲身上保护他。特务又向立鹤开枪，立鹤也倒下去了。闻一多全身中弹，鲜血喷涌，带着对敌人的一腔怒火和未竟之志，与世长辞。立鹤经过医院抢救后脱险。
毛泽东和朱德从延安发来唁电：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意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7月26日，延安各界万余人召开“反内战、反特务大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朱德与会讲话。
10月4日，上海举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三先生的大会。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到会宣读悼词。
三年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蒋家王朝覆灭。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盛赞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