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葛同志

　　
　　葛同志和我同一年出生，他却在3年前先我走了!他与我一起参加有关新四军的历史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在这方面做出过许多贡献，在老战友中留下很好的印象。人走口碑在，我很怀念他。
　　对于研究和宣传新四军历史，我是十分的赞成，这不仅因为我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主要的是这支英雄部队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中国人民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可是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过去对新四军的宣传却很少，和它的功绩很不相称。岁月流逝，许多首长和战友相继牺牲或病故了，我们这些还在世的人应该负起责任，抓紧时间，尽力作些弥补。
　　葛同志是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筹备阶段的热心人。当市会布置按各师和战略区组建分支机构的时候，他是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大组(不久改为分会)的发起人之一，并被大家推选担任秘书长。
　　研究历史，史料越多越好。于是分会发动老战士撰写回忆录。广大老同志的积极性很高，没过多久，就陆续有文章送来，大多是写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人和事，很有史料价值。为了让这些作品发挥作用，分会从中挑出一部分送给市会，供他们编印《华中抗日斗争回忆》选用，又选了一些向《大江南北》杂志投稿，但留下的还占大部分。老同志费心血写出来的文章，分会总得想法子让它们和大家见面。最好我们自己出书，但我们没有钱，怎么办?经当时的分会和盐阜、淮海两个大组的负责人一起商量，想出一个办法：争取老区的党史办支持。他们也在征集史料呢!我们把稿子选定、编好，送交他们核对史实和印刷。如果对方同意，这书不就可以出来了吗?
　　这个办法行得通行不通，要有人去做工作。正在这个时候，陈庭槐、陈宏惠、严成元等老同志回盐阜区参观，分会就请葛同志一起去，相机完成这个任务。盐城市的领导很热情，老葛和盐城市委党史办的同志谈了两次就达成了共识，并商定用《盐阜区革命史料》的书名，分辑出版。由盐城市党史办和我们三师苏北分会共同具名。每出一辑，他们给我们500本，分送给作者和会员同志。
　　市会换届了，新任市会秘书长的洪荣华同志和我们商量，希望三师苏北分会推荐几位同志到市会去工作。经分会几个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决定推荐葛和刘伯超两同志。市会很欢迎，请老葛担任市会副秘书长，老刘参加《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的编辑工作。
　　老葛到了市会，和其他副秘书长一起，积极协助秘书长工作。他在负责办理日常会务的同时(市会的会员有几千人，分会与直属机构有二三十个，会务是相当繁重的)，还协助洪荣华等同志，为出版《大江南北》、《淮海战役》以及新安旅行团的几本大型画册，做了许多工作，为研究、宣传新四军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形象材料。
　　我和老葛虽然都在苏北工作，但因工作岗位不同，互不相识，我们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起参加新四军历史研究才共事的。我担任三师苏北分会会长，是被“小钢炮”周直同志用“炮”轰上去的。当时我还在主持《解放日报》工作，并兼市记者协会主席等职务，很难以主要的精力来做分会的工作。三师苏北分会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绩，主要是几位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和两个大组(以后改为按区编组)、各区联络组的同志们做的，许多同志对我的支持，我是很感激的。
　　老葛同志作风好，对同志热情，谦虚谨慎，踏实细致，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比较内向，平时很少谈起自己的过去。直至最近，他的老伴沙萍同志给我看了有关他的材料，更引起我对他的敬重，觉得他有许多地方是我所不及的。比如他的刻苦自学精神就比我好。可能是巧合，老葛和我都没有上过几年学，都当过学徒， 都靠自学(特别是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才能为人民做些工作，相比之下，我远没有他那样认真刻苦。我长期从事文字工作，但基础没有打好。当我看到老葛为了一个生字，查遍各类字典，还查不到，就写信到处去问，直到查明弄懂为止，而我则只求了解文中意思，一时不认得的字，跳过去再说。再如，老葛在1958年遭受不白之冤，无故被“清除出党”，受不公正对待，长达二十多年。他对党无怨言，抱着“只要活着，就要好好学习，就要认真工作”的态度，不论处境多么恶劣，他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教育孩子也要正确对待，不要影响求学和上进。真不容易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有关组织撤销了原来对老葛的错误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级别。蒙难时不消极，回到党的怀抱更精神焕发，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发奋工作，尽量弥补以往的损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良好作风和高尚品德，将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