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期●人物●

民族之魂垂青史

——纪念一代楷模宋庆龄诞辰120周年

作者:沈 智

宋庆龄(1893~1981)是20世纪世界东方最伟大的女性,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她伴随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理想和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她的爱国爱民爱和平的思想,和坚如磐石、无所畏懼、大气磅礴的精神,不愧是中华之光、民族之魂。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保卫世界和平的先驱

宋庆龄在北京的故居,位于西城后海北沿46号。她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在她床头柜的玻璃板下,压着孙中山的手书:“共进大同”;书架上有孙中山亲笔题赠的《建国大纲》一书,题词为:“贤妻庆龄玩索”。庭园的鸽子房里,有近百只鸽子,它们时而在过道上觅食,时而在天空中组成美观和充满生气的队形上下翱翔。宋庆龄宠爱鸽子,她有空时亲自喂它们,欣喜地观察它们的动作,甚至还学会它们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她的声音,就都飞到她的身边,有的还停在她的肩上。宋庆龄如此喜爱鸽子,不仅因为喜欢这种文雅柔美的飞禽,而且是为了纪念也喜欢鸽子的孙中山。他们共同的爱好是因为鸽子象征着和平!

孙中山在1922年8月发表的《统一宣言》中指出,和平统一是深入全国人民心中的“历史意识”,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历史的必然和人心所向。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强忍巨大的悲痛,多次表示:“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勉承先志,竭力进行”。此后,她曾作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先驱,在两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1933年她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6月,宋庆龄利用香港这块风云际会、冠盖云集的宝地,在中国与国际友人、海外华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两者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一场战线广阔的较量。她广泛联络国内外著名人士,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共同发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主席。其《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明确指出:“保盟”的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一周年时,各国朋友的捐款有25万港币;到1940年2月,又收到16.3万多元港币,这些捐款大多以医疗物资的形式送往内地,其中包括10辆卡车、一部大型救护车、数千条毯子;医疗设备包括显微镜和X光机、战地医疗帐篷、数千码被单和蚊帐、缝纫机和许多其他物品;在战区疟疾病流行时发送10万片奎宁。

1936年9月10日,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巴黎开幕,主持会议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及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称她不“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当时,宋庆龄在上海受严密监视,没有行动自由,未能亲历以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与世界各国朋友会见,委托钱俊瑞为代表前往参加这次会议。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桥梁

宋庆龄为实施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了坚持不懈、始终不渝的努力,在“联共”方面更为给力。她十分赞同孙中山生前的预言,认为要救活国民党,“就需要新血液”;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最大的动力。她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取得联系,成为亲密的朋友,从而打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为国共谈判搭桥。

1935年深秋,当宋庆龄在一天夜晚得知,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她异乎寻常地一反往常的文静仪态,左手拿着香槟酒,右手拿着白兰地,兴奋地与路易·艾黎、黎雪等几个国际友人,为红军长征胜利干杯。她由衷地为中国革命将再次掀起狂澜而高兴。与此同时,蒋介石已陷于日军步步紧逼和全国抗日怒潮日益高涨的困境,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剿共”等屡屡受挫,企图用政治手段,找共产党谈判。他通过宋子文去找宋庆龄,请她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早已宣布与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的宋庆龄,此时认为蒋介石走出这一步既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若能成功,对国家和民族有利,便欣然同意。

1936年1月初,宋庆龄把去陕北传递消息的任务,交给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并请他到自己家中晤谈,慎重地托他送一封重要的信件,到陕北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次日,宋庆龄又交给董健吾百元路费和要件一包,还有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证,作为沿途的“护身符”。她是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再三强调此行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并叮嘱沿途要小心谨慎,对密封的一包文件要特别保藏。董健吾先到西安,由张学良协助,用飞机送他到延安,再由防军派骑兵护送他到瓦窑堡,受到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的接待。他递上一包宋庆龄委托的要件,请他们转呈在山西石楼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九天后,他从秦邦宪手中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复信,和江西苏区政府铸造的有镰刀、锤头的三枚银币及一套整零布币,作为珍贵的纪念品给宋庆龄保存或分赠。当宋庆龄在上海收到董健吾转来的复信和纪念品后,她兴奋异常,感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为国共再次合作打开通道,是走出实现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遵照去年毛泽东来信中的提示,不再坚持大革命失败以来,一贯对国民党中央抵制的态度,决定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她发起和组织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十三人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她还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讲,指出救国必须停止内争,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必须赶快建立。由于汪精卫的反共叫嚣,上述提案未被通过,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内已引起分化,英美派渐占优势。因此,大会原则上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通过与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大门。

此后,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多次进行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由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顾祝同等出席,取得逐步进展。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由中共中央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却故意拖延经双方约定随之发表的这个宣言和谈话,迟迟未予发表。宋庆龄对一波三折的国共合作并未丧失信心,她继续努力,接连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加快前进步伐,达成国共再次合作。经过她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的全力推动和督促,终于在1937年9月22、23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正式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确立,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独立揭开新篇章。宋庆龄为此欢欣鼓舞、激动无比,连续写出《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等文章,表达她由衷地高兴和“感动得几乎要下泪”的情景。她强调“是否坚持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并表示:“相信两党同志,一定能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友爱地团结一体。孙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她还把抗日炮火的怒吼,喜作全国统一的礼炮!

宋庆龄毕生追求祖国统一的目标始终不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仍从多方面不遗余力地努力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在举国欢庆建国30周年的节日里,她禁不住十分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深为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而感叹!在宴请宾客的席上,宋庆龄用鸡血和豆腐做的酸辣汤招待,风趣地用英语笑着说:“这是国共合作汤。”(指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她期待着国共第三次合作,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事业!

对近现代妇女运动的贡献

作为20世纪世界东方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早在1913年春,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毕业时,就开始研究妇女问题,在该校4月出版的院刊上,发表《近代中国妇女》一文,以1907年中国开始招考美国留学生的事实,说明女性的智力并不比男性差,进而论述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性,妇女和男子将一样获得同等地位。她还明确提出为妇女争平等、争自由的思想。自1915年她伴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从三民主义的学说中,吸取了政治营养和动力,把男女平等、男女平权作为民权主义的一个内容,并不遗余力地把推进妇女解放运动,作为终身革命奋斗的目标之一。

宋庆龄一生的丰功伟绩,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斯诺献词说:“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和辉煌的象征。”何香凝题诗赞之:“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菊,天生硬骨。悠悠清泉,涓涓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