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魂垂青史

宋庆龄（1893~1981）是20世纪世界东方最伟大的女性，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她伴随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理想和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她的爱国爱民爱和平的思想，和坚如磐石、无所畏懼、大气磅礴的精神，不愧是中华之光、民族之魂。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保卫世界和平的先驱

宋庆龄在北京的故居，位于西城后海北沿46号。她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在她床头柜的玻璃板下，压着孙中山的手书：“共进大同”；书架上有孙中山亲笔题赠的《建国大纲》一书，题词为：“贤妻庆龄玩索”。庭园的鸽子房里，有近百只鸽子，它们时而在过道上觅食，时而在天空中组成美观和充满生气的队形上下翱翔。宋庆龄宠爱鸽子，她有空时亲自喂它们，欣喜地观察它们的动作，甚至还学会它们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她的声音，就都飞到她的身边，有的还停在她的肩上。宋庆龄如此喜爱鸽子，不仅因为喜欢这种文雅柔美的飞禽，而且是为了纪念也喜欢鸽子的孙中山。他们共同的爱好是因为鸽子象征着和平！

孙中山在1922年8月发表的《统一宣言》中指出，和平统一是深入全国人民心中的“历史意识”，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历史的必然和人心所向。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强忍巨大的悲痛，多次表示：“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勉承先志，竭力进行”。此后，她曾作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先驱，在两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1933年她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6月，宋庆龄利用香港这块风云际会、冠盖云集的宝地，在中国与国际友人、海外华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两者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一场战线广阔的较量。她广泛联络国内外著名人士，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共同发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主席。其《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明确指出：“保盟”的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一周年时，各国朋友的捐款有25万港币；到1940年2月，又收到16.3万多元港币，这些捐款大多以医疗物资的形式送往内地，其中包括10辆卡车、一部大型救护车、数千条毯子；医疗设备包括显微镜和X光机、战地医疗帐篷、数千码被单和蚊帐、缝纫机和许多其他物品；在战区疟疾病流行时发送10万片奎宁。

1936年9月10日，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巴黎开幕，主持会议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及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称她不“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当时，宋庆龄在上海受严密监视，没有行动自由，未能亲历以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与世界各国朋友会见，委托钱俊瑞为代表前往参加这次会议。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桥梁

宋庆龄为实施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了坚持不懈、始终不渝的努力，在“联共”方面更为给力。她十分赞同孙中山生前的预言，认为要救活国民党，“就需要新血液”；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最大的动力。她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取得联系，成为亲密的朋友，从而打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为国共谈判搭桥。

1935年深秋，当宋庆龄在一天夜晚得知，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她异乎寻常地一反往常的文静仪态，左手拿着香槟酒，右手拿着白兰地，兴奋地与路易·艾黎、黎雪等几个国际友人，为红军长征胜利干杯。她由衷地为中国革命将再次掀起狂澜而高兴。与此同时，蒋介石已陷于日军步步紧逼和全国抗日怒潮日益高涨的困境，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剿共”等屡屡受挫，企图用政治手段，找共产党谈判。他通过宋子文去找宋庆龄，请她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早已宣布与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的宋庆龄，此时认为蒋介石走出这一步既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若能成功，对国家和民族有利，便欣然同意。

1936年1月初，宋庆龄把去陕北传递消息的任务，交给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并请他到自己家中晤谈，慎重地托他送一封重要的信件，到陕北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次日，宋庆龄又交给董健吾百元路费和要件一包，还有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证，作为沿途的“护身符”。她是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再三强调此行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并叮嘱沿途要小心谨慎，对密封的一包文件要特别保藏。董健吾先到西安，由张学良协助，用飞机送他到延安，再由防军派骑兵护送他到瓦窑堡，受到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的接待。他递上一包宋庆龄委托的要件，请他们转呈在山西石楼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九天后，他从秦邦宪手中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复信，和江西苏区政府铸造的有镰刀、锤头的三枚银币及一套整零布币，作为珍贵的纪念品给宋庆龄保存或分赠。当宋庆龄在上海收到董健吾转来的复信和纪念品后，她兴奋异常，感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为国共再次合作打开通道，是走出实现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遵照去年毛泽东来信中的提示，不再坚持大革命失败以来，一贯对国民党中央抵制的态度，决定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她发起和组织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十三人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她还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讲，指出救国必须停止内争，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必须赶快建立。由于汪精卫的反共叫嚣，上述提案未被通过，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内已引起分化，英美派渐占优势。因此，大会原则上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通过与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大门。

此后，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多次进行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由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顾祝同等出席，取得逐步进展。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由中共中央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却故意拖延经双方约定随之发表的这个宣言和谈话，迟迟未予发表。宋庆龄对一波三折的国共合作并未丧失信心，她继续努力，接连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加快前进步伐，达成国共再次合作。经过她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的全力推动和督促，终于在1937年9月22、23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正式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确立，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独立揭开新篇章。宋庆龄为此欢欣鼓舞、激动无比，连续写出《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等文章，表达她由衷地高兴和“感动得几乎要下泪”的情景。她强调“是否坚持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并表示：“相信两党同志，一定能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友爱地团结一体。孙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她还把抗日炮火的怒吼，喜作全国统一的礼炮！

宋庆龄毕生追求祖国统一的目标始终不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仍从多方面不遗余力地努力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在举国欢庆建国30周年的节日里，她禁不住十分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深为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而感叹！在宴请宾客的席上，宋庆龄用鸡血和豆腐做的酸辣汤招待，风趣地用英语笑着说：“这是国共合作汤。”（指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她期待着国共第三次合作，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事业！

对近现代妇女运动的贡献

作为20世纪世界东方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早在1913年春，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毕业时，就开始研究妇女问题，在该校4月出版的院刊上，发表《近代中国妇女》一文，以1907年中国开始招考美国留学生的事实，说明女性的智力并不比男性差，进而论述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性，妇女和男子将一样获得同等地位。她还明确提出为妇女争平等、争自由的思想。自1915年她伴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从三民主义的学说中，吸取了政治营养和动力，把男女平等、男女平权作为民权主义的一个内容，并不遗余力地把推进妇女解放运动，作为终身革命奋斗的目标之一。

宋庆龄一生的丰功伟绩，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斯诺献词说：“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和辉煌的象征。”何香凝题诗赞之：“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菊，天生硬骨。悠悠清泉，涓涓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