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贫辍学，后投身革命事业，成为弋(阳)横（溪)农民起义、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方志敏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
爱国忧国救国
方志敏是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他把祖国视作“生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是蛮可爱蛮可爱的”。她有着辉煌的历史，有着广袤的疆域，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矿产，宜人的气候，秀丽的山川，勤劳的人民……
可是在方志敏生活的年代，帝国主义恶魔正用屠刀宰割肢解祖国母亲，用章鱼的无数吸盘拼命吸吮祖国母亲的血液，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军阀、卖国贼则帮助那些恶魔来残杀自己的祖国母亲。他亲眼看到：在中国国土上的公园门口，竟竖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侮辱性牌子；高傲的洋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身上飞舞；饮得烂醉的外国水兵，沿街追人殴打；外国巡捕的哭丧棒，不时在中国人身上乱揍；洋人的兵舰轮船可以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日本船主可以任意鞭打因买不起票而混上船的中国人，还把他们捆绑吊下船舷，任水浪冲刷激打。方志敏怒不可遏，这“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我中华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
方志敏还在高等小学读书的时候，就把“我方志敏誓死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誓言贴到了学校的布告栏上。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打败了，日本却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他积极投入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宣传抵制日货，带头销毁日货。
方志敏大声疾呼：“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办法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惟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惟一方法”。
方志敏爱国情深，忧国意切，救国志坚。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革命运动中去，尽管磨难挫折不断，但他毫不气馁，从不消极，在黑暗中对祖国的明天满怀美好憧憬。他预言一旦赶走帝国主义，打败汉奸卖国贼，中国人民得到自由解放，中华民族固有的伟大创造力就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哀，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他坚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我们佩服方志敏这一预言的准确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方志敏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了党去了” 方志敏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了党去了”。
方志敏从1925年冬在家乡组建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开始，他先后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信江特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方志敏受党的派遣，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暴动，创建农民自卫军。从1926年冬在家乡组织农民举行“漆工镇暴动”，夺取敌人“两条半枪闹革命”开始，到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阳）横(溪)农民暴动，创建了赣东北第一支正规武装——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连，一年后发展为江西省红军独立团，1930年7月创建了红十军。方志敏曾任红十军政委、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转战赣东北地区，取得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战役的胜利。
方志敏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曾出任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第一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领导农民，由减租减息、分粮分财分田的经济斗争开始，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建立工农自己的政府。从1925年冬在家乡建立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始，到建立半军事半政权性质的农民革命团，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于1928年5月建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弋阳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10月方志敏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3月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赣东北省(1932年12月改称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建立了横跨闽浙赣皖四省，拥有52个县，加上游击区，人口达2000多万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方志敏的工作出色，中华全国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授子他红旗勋章一枚。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赞扬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维埃是“模范工作者”，方志敏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方志敏奉命率抗日先遣队向皖南进军，这是向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带进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虽然我的痔疾大发，每天都流很多脓血，不但不能走路或骑马，而且不能坐椅子，要坐总是半躺着坐，我还是忍住痔疾出发，我下决心去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
皖南谭家桥一战失利。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回师闽浙赣苏区时，在浙江开化港头一役中，部队被截成两段。本已突过封锁线的方志敏，“因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故留下与后续部队会合，在风雪中与敌军苦战数日，致被敌军重兵合围而被俘。被俘后的方志敏，作了牺牲的准备，故而“心体泰然，毫无所惧”，“视死如归”!
在监禁中，方志敏并未停止斗争，只是变换了斗争方式。他以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高大形象，挫败了国民党对他的“游街示众”；国民党以金钱地位来拉拢他时，他答以“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头颅可以断，信仰不可移，气节决不丢”!当江西省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欲以“江西省主席”的职位来换取方志敏一纸“悔过书”时，方志敏态度鲜明地表示：“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投降，只证明你们愚笨的幻想而已!”
在狱中，方志敏用各种办法鼓励难友：“我们绝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都下决心就义”
方志敏以共产党人崇高的人格、正义的力量，把国民党派来做说客的胡逸民，看守所书记、代理所长凌凤梧，看守所文书高易鹏等，争取成为革命的同情者，为他递送狱中文稿的秘密“交通员”。
当方志敏从监狱一看守兵口中得知，国民党当局暂时还不会杀他时，他便决心抓紧这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文字来向祖国、向党、向同志倾诉无限深情，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我愿我写出的文稿，在我死后送交我的同志”，以期“我们做错了的，他们不再做，做对了的，他们可以效法做，遇着的困难，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他在狱中的半年时间，拖着被敌人摧残的病体，带着十斤重的脚镣，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先后写下了将近14万字的16篇文稿，给后人留下了一宗难能可贵的精神遗产。
因软硬兼施各种招数使尽，均无法迫使方志敏屈服，蒋介石图穷匕现，下令枪杀方志敏。面对死亡，方志敏表示：“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1935年8月6日，方志敏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这位年仅36岁的共产党员，实现了“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的诺言。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
方志敏参加革命十多年，用现今流行的说法，他官至省、军级，国民党曾悬赏8万元大洋捉拿他，可见他身价不低。可当他因叛徒出卖而被俘时，两个国民党兵，从他“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竟然连“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用看国民党军官的眼光来看共产党的干部，“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简直不可置信。这位曾兼任过省财政部长的方志敏，牺牲时除留下了至今已成为无价之宝的精神财富外，他的物质遗产仅是“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是不是战争年代苏区的物质条件决定了方志敏如此“清贫”?不尽如此，方志敏自己说过，他“经手的款项，总数在数百万元”。但那是为革命事业筹集的经费，一分一毫都要用于革命事业。
1931年5月，方志敏率部在闽北赤石作战，缴获银元20多万、黄金2000多两；1932年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二进闽北，歼敌4个团，为红军筹款50万元，黄金1000多两。方志敏把大部分黄金和银元都输送给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
方志敏不多用公家一分钱，更不会为亲属谋私利，但有时他花钱却很大方。在贵溪战斗中，红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腿部负伤化脓，当时部队无钱买药治疗，医生决定锯腿保命。这事被方志敏知道了，他当即批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腿。药在苏区买不到，可以到白区买。钱由省委报销。”对革命有功的同志，他花钱毫不吝啬。
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清贫》一文中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窝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16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这不是说革命者是天然的苦行僧，而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尚未解放，还过着牛马不如的贫困生活时，革命者“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可以忍受一切的苦难。
艰苦的战争年代或今天市场经济时代，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或经不住金钱物欲的引诱，而走上背叛革命或违法犯罪道路的大有人在。方志敏认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因为他把舍己为人、廉洁奉公，当作共产党人的美德，劳动人民的本色。《清贫》一文，可作为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更是处在执政党地位的人民公仆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