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是分成多次多地举行的。1937年8月13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宣传部长黄耀南为代表，前往湖南省平江县献冲，与国民党武汉行营派来的高级参议文镇藩、罗世忠谈判。8月18日，谈判地点移到平江县义口。8月22日，又在平江县嘉义镇继续谈判，红军游击队的代表增加了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国民党方面增加了第五十师旅长朱刚伟，平江县长夏正尤。8月26日，傅秋涛等赴浏阳县城，再与第五十师师长岳森谈判，达成初步协议。8月底， 刘玉堂、黄耀南前往武汉进一步谈判，正式签订和平合作协议，规定平江县的长寿、嘉义两地为红军游击队的集结地点，改番号为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在此期间，同省委失去联系的中共西北特委书记江渭清，在湖北省通城、武汉与国民党通城县政府、岳阳警备军、武汉行营的代表先后进行了三次谈判。中共东北特委宣传部长曾金生和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刘珍吾，在江西省铜鼓县带溪镇，与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代表熊式平也进行了三次谈判。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各部这年10月至11月陆续到嘉义镇集结。1938年1月，再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
闽中红军游击队的谈判，也是1937年8月举行的。这年6月，他们为适应形势变化，已将工农红军番号改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8月12日，以这个新番号致函国民党莆田县当局，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从8月20日起，红军游击队以参谋长杨采衡为代表，与莆田驻军团长李鼎彝、莆田县长夏涛声、莆田党务指导员黄土豪进行谈判。经过一番争论，国民党方面接受了红军游击队的条件。8月26日，杨采衡与黄土豪一同去泉州，向国民党第八十师旅长钱东亮面述谈判结果。钱无异议。10月中旬，闽中红军游击队进驻莆田，改编为第八十师特务大队。
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历时近5个月。早在1937年6月，中共闽东特委就以闽东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贴出布告，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此后，特委和红军闽东独立师一面对国民军的“清剿”进行自卫还击，一面多方努力，争取和谈。8月底，谈判终于在宁德县霍童开始。中共闽东特委派范式人为代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以黄苏为代表。9月，谈判移至宁德东门外继续举行。在此期间，红军闽东独立师还与国民党军第八十二师、第七十师、独立第六旅以及闽东各县政府分别进行了谈判。11月下旬，范式人又到福州谈判，最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红军闽东独立师各部到宁德县桃花溪集结，于12月31日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第二游击支队。1938年1月，这支部队再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原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兼师长叶飞任第六团团长。
项英、陈毅所在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7月起就以发表宣言和写信等方式向国民党江西省军政当局呼吁和平谈判，但未得到答复。9月3目，陈毅写信给大庾县长彭育英再次呼吁。彭育英是一位真诚希望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官员。9月8日，他就派秘书鲁炯雯到池江，与陈毅开始谈判，并达成共识。9月12日，彭育英陪陈毅前往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马葆珩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战合作协议。随后，彭育英又陪项英到赣州，会见了马葆珩等。9月24日，项英到南昌与江西省政府代表进一步谈判，并在此时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在南昌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指导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和改编。10月上旬和11月中旬，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分两批到池江集结，改编为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1938年1月，他们再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
“七·七”事变以后，湘南红军游击队尚存三支相互失去联系的游击队，即: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1937年9月，湘粤赣游击支队与中共中央分局取得了联系，知道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由支队长游世雄下山到桂东县桃察，与郴州保安司令部代表郭大为进行谈判。接着，游世雄又到汝城县城，与湖南省第五行政区保安副司令胡凤璋谈判。经过谈判桌上的斗争，达成了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10月8日，游击支队 200余人分别从东边山、西边山到桂东县沙田集结，改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1938年2月13日，这支部队开赴江西省大庾县池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另一支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为适应斗争需要，于1938年2月5日改番号为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除奸队，并以这个新番号给耒阳、安仁两县国民党当局写信，建议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达成协议以后，除奸队下山到耒阳安仁两县国民党当局写信，建议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达成协议以后，除奸队下山到耒阳县江头整训。湘赣边赤色游击大队没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他们于1938年1月与中共中央派来的王涛取得了联系，了解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就将分散在乐昌、乳源、宜章山区的游击队集中到宜章县赤石整训，并改番号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4月，他们也移驻耒阳县江头，与除奸队会合。此时南方红军游击队大多已编入新四军，第一大队就自行改名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除奸队改名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4月11日，两个大队200余人告别湘南，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闽北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是1937年9月底至10月初举行的。“七·七”事变以后，在闽赣边的国民党军陆续调往淞沪地区，国民党当局力不从心，不得不同意谈判。中共闽赣省委派黄知真、邱子明为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江西省第七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周中诚，福建省光泽县县长高楚衡。谈判地点在光泽县霞洋乡大洲。经过一个星期的谈判，双方协议停战，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但是，停战协议签订以后，崇安、邵武、建阳县的保安队仍然袭击红军游击队。中共闽赣省委决定，由饶守坤指挥红军游击队进行自卫反击。10月14日，他们在邵武县二都桥、建阳县响古村、建阳县杜潭村三战三捷，歼保安队200余人，迫使国民党方面停止武装挑衅，为红军游击队到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集结提供方便。1938年2月9日，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在石塘宣布:抗日义勇军再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第五团团长。
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处境艰准，已分成独立活动的三部分，即: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活动在长汀、瑞金两县边境的汀瑞游击队。1937年4月三支游击队会合，尚有100余人。9月间，他们先后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分局取得了联系。中央分局派陈丕显来向他们传达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精神。经陈丕显与瑞金县长商洽，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以张开荆、彭胜标为代表，与瑞金县政府的代表举行了谈判。根据双方协议，红军游击队于11月上旬到瑞金县的桃树排、兰田两地集结，改编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并发展成300余人。1938年2月，他们再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二营。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时间虽晚，也很曲折。1937年10月，已改称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红军游击队，派团政治处副主任文敏生为代表，与河南省第九行政区专员武旭如在信阳县邢集举行了第一次谈判。11月，独立团又派营政委张明河为代表，在确山县竹沟镇与武旭如举行第二次谈判。这两次谈判，武旭如都在谈判地点附近部署了所属五县的保安团，企图趁机实施“会剿”。因独立团察觉后迅速撤离，阴谋未能得逞。第三次，独立团以中共鄂豫边省委统战部长刘子厚为代表，在信阳县芦庄与信阳、确山、罗山等县县长谈判。经刘子厚据理力争，国民党方面同意不再向独立团进攻，并负责军需供应；至于如何改编，要与河南省政府再作谈判。12月，刘子厚、张明河到开封与河南省军政当局谈判。他们在开封得知武汉已有八路军办事处，就由张明河赴武汉汇报谈判情况，刘子厚留在开封继续谈判。12月28日，周恩来在听了张明河的汇报后，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宣布: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第八团团长。
皖浙赣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最迟，是1937年11月才举行的。中共皖赣特委以李步新、江天辉为代表。国民党闽赣浙皖边区绥靖公署以参议张甫成为代表。谈判地点在江西省浮梁县瑶里。红军游击队要求国民党军停止进攻，撤除包围，释放政治犯。国民党方面要求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集中改编。几经商谈，达成协议。谈判结束后，特委派李步新、江天辉去南昌找中共中央分局汇报。12月初，陈毅与李步新、江天辉一同来到安徽省祁门县的舍会山，向红军游击队宣讲形势与任务，指导他们集中改编。1938年1月，皖浙赣边的多数红军游击队先后到舍会山集结，改编为江西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2月，他们开赴皖南，再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没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由于长期在深山与外界隔绝，当其他红军游击队已与国民党方面协议停战时，他们仍在战斗。直到1937年10月下旬陈毅到来，才结束了这支红军游击队长达三年的封闭状态。11月，游击队分别从五里山、九陇山、铁镜山、棋盘山、柑子山下山，到江西省莲花县垄上集结整训。1938年1月中旬，项英、曾山来到垄上，宣布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未完待续)